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文献综述年级、专业：09公安管理学号：09126195 姓名：姚美健【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案近期在网上公布，对此关于在我国是否应该引入沉默权制度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议。

尤其是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沉默权更是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

本文将从这些学者中，对沉默权制度是否该引进中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文献综述。

【关键词】沉默权;争议来源;诉讼价值；文献综述一、解读沉默权的基本含义及其起源（一）沉默权的基本含义探讨我国当前是否应当引进沉默权制度，我们首先要明白沉默权的的基本含义。

关于沉默权的基本含义在孙长永博士《沉默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如下界定，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和出庭受审时，具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1]同时在张雪的《试论在我国应否建立沉默权制度》一文中，将沉默权的含义分为狭义和广义来理解：1.狭义的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来自官方的提问拒绝回答或者完全保持沉默的权利, 沉默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拒绝回答原则上不得作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以物理强制或者精神强制等方法侵害这一权利所获得的陈述, 不得作为指控陈述人有罪的证据使用。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得自证其罪。

2.从广义上讲，沉默权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具体表现，即公民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他有权决定自己愿意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因此，面对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均有权拒绝回答，更有权拒绝回答使他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受到危险的问题。

当然关于沉默权广义理解，在相关的文献中有具体的内容。

笔者根据其具体的内容作了上述的概括。

[2]（二）沉默权的起源在袁曙光的《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中》一文中，指出最早的沉默权是起源于17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者们反对教会和国王、争取宗教和宪法自由的斗争中。

[3]美国沉默权问题专家莱纳德利维在《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中指出：沉默权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斗争中产生的，即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与传统的审讯法庭之间的利益博弈。

这使我们不难联想到我国当前的立法趋势，也是正经历着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利益团之间的较量。

以当时最为出名的利尔伯案件作为标志，星座法庭因被告人拒绝宣誓，而被判为蔑视法庭罪。

此后两年，议会在审理此案件时，认为该法庭的判决无效，并在以后的法庭审判案件中，规定被告人有不被要求宣誓的权利。

他们的理由是：任何人不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的问题。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被追诉者希望逃避惩罚是可以理解的。

要求他协助警方去证实自己的罪行，是一种残酷及其不人道的作法。

此后一年，在一起由议会审理的十二主教案中，沉默权被引用并得到确认。

至1688年，沉默权在英国完全确立。

这就是现代沉默权制度的起源。

然而在石化东《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一文中，强调沉默权虽然最早起源于英国。

但由于在早期的英国司法体制中，侦查职能和审判职能还没有分离开来，对刑事案件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基本上都是由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完成的，因此被追诉者的沉默权，自然也就是针对法庭的审判而言的。

[4]其时的沉默权，也就主要是指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享有沉默权，可以概括为“审判沉默权”；据有关的学者考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法律都把沉默权局限于审判阶段，有关的判例也只认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沉默权，而没有把沉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法庭审判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因此，他认为沉默权真正的确立应以美国的米兰达案作为标志性事件。

同时在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一书中，引述著名法史学家郎贝恩教授的考证，认为沉默权或“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都不可能产生于17世纪。

在整个17世纪，英国采取的是“让被告人说话”的模式，直到18世纪后期辩护律师大量介入导致刑事审判对抗化之后，才正式确立了沉默权制度。

[5]二、关于我国引进沉默权问题争议的来源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公约》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供认罪行”。

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也就是我国现在还没确定沉默权。

由此，是否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引入沉默权制度成为了社会各界法学人士和司法学者争论的热点。

不少专家和学者主要从沉默权的本身的优缺点，如保障人权、防止刑讯逼供方面，再结合刑事诉讼的国际化趋势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和结论。

最终，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见仁见智，对于不同的结论在林敏华《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现阶段应该缓行》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三个学说：（一）肯定说：认为一方面我国已经具备将沉默权引进的条件，另一方面我国正临着国际《人权公约》的压力，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频频出现冤假错案的现状。

建议立即通过立法程序，将沉默权制度写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二）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

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

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限制说：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如贪污贿赂等官员犯罪、黑社会有组织犯罪、雇佣杀人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等，不适用沉默权。

[6]三、沉默权制度诉讼价值的利弊博弈总体来说，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崔敏《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沉默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显了控诉双方的举证责任，强调警察必须收集除口供以外的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举证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7]这样，就直接避免了司法过程中的证据问题使得司法人员往往借助讯问犯罪嫌疑人以期获得较好的证据，从而也避免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出现。

更深一层次地说，这既保障了人权，同时也让我国政府机构树立了威信，更加巩固了我党的执政地位。

石化东《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一文中，也认为沉默权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显著作用：一是有效地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这一人类社会所创设的所有邪恶制度中最邪恶的制度（即毒树之果）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他还强调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了设立沉默权制度的社会条件、法律基础、现实条件。

[8]在袁曙光和张静得《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一文中指出，实行沉默权制度一方面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另一方面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实施控辩庭审模式的重要条件。

[9]在赵静的《浅析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一文中指出，实行沉默权制度能够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10]在我国，除了大多数学者对沉默权制度持肯定积极态度之外，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西方沉默权制度引进中国的质疑。

如在陈群《沉默权的确立根基与适应性分析》一文中强调，沉默权的诉讼价值取向主要是突出了个人权利方面，这一点在米兰达规则中体现尤为明显。

这就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沉默权无法兼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双重保障。

沉默权的实施，对于公民个人来讲，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利益；而对于追述方来讲，为了避免触犯沉默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顾此失彼，无法完成追述任务，最终侵犯了公众的安全利益。

同时也必然导致案件的大量积压和诉讼拖延，进而给社会稳定带来消积影响。

而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是实体公正，而非程序正义。

中国的法律社会功能是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当实体正义与程序正当两种价值产生矛盾时，司法机关往往会放弃对个人的保护而去追求惩罚犯罪。

[11]在林敏华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应该缓行》一文中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犯罪形势和有限司法资源是不允许沉默权制度的建立。

以我国目前的办案装备和相对较低的破案能力如果实行沉默权，无以增加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助涨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违法犯罪分子更加猖獗。

[12]同时在许晨《对引入沉默权的若干否定性看法》中认为，我国沉默权缺位并非刑讯逼供现象的根本原因。

究其原因是在于侦查、审讯过程中的非透明与制约弱化。

试想如果刑法这种最严厉、最具强制性的保障措施都无法扼制刑讯逼供，即使引入沉默权，恐怕也于是无补的。

[13]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沉默权制度的司法意义利弊，是无法进行量化权衡比较的。

而沉默权制度的选择也并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就能判断，它需要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价值选择、现实条件等因素考虑。

究其原因，是关于两种价值的冲突，那么有冲突就必然面临着价值选择。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全面的发展。

历史会作出一个真实、合理、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1] [5]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2]张雪．试论在我国应否建立沉默权制度[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版[3] [9]袁曙光、张静．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中[J]．山东省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月第1期[6] [12]林敏华．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现阶段应该缓行[N]．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上）[7]崔敏．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反思[J]．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06期[8]石化东．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J]．辽宁警专学报．2008年9月第5期[10]赵静．浅析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N]．法学之窗．2011年03期[11]陈群．沉默权的确立根基与适应性分析[J]．江苏盐城师范经济法政学院．224051[13]许晨．对引入沉默权的若干否定性看法[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