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的互文性解读

赵丽丽成汹涌

内容摘要：《生死疲劳》是莫言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作，其对章回体和民间叙事的运用，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对历史的重述，及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赋予了小说显著的互文性。从互文性解读《生死疲劳》可以揭示小说中包含的多重文化与历史内涵，也为全方位阐释该作品提供可能性。

关键词：《生死疲劳》互文性创作手法传统文化

一.引言

莫言力作《生死疲劳》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巨著，作家莫言也凭借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生死疲劳》借用了佛教中六道轮回的意象，以动物的独特视角，以主人公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中国乡村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小说审视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方式去叙述，却采用生死轮回的叙事空间，对历史经验进行重述和想象，把沉重的故事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娓娓道来。《生死疲劳》是莫言的集大成之作，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巨著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从民间话语[1]、佛教意识[2]、叙事艺术[3]、英译[4]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文章不乏其数，而作品中显著的互文性却被忽略，鉴于此，本文从互文性角度对《生死疲劳》进行解读。

二.文献综述

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文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5]。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文本间性,是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Kristeva向欧美介绍Bakhtin 的理论时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6]。互文性指“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与转化”[7](p37)。互文性理论得以发展的两大基石是Saussure的符号学和Bakhtin的对话理论[8]。Saussure[9]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差别的符号构成的系统，而且符号本身并不会产生意义，只有通过与其他符号产生相异性和相似性而产生意义。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和非指称性为互文性理论奠定了基石。另外，互文性与Bakhtin的对话性也是一脉相承的。对话理论强调语言总是处于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中，脱离与他人话语相联系的、完全孤立的语言是不存在的[10]（p49）。一般来说相对于非文学语篇，文学语篇的对话性较强[11]。在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Bakhtin[12]强调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去研究文学。互文性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互文性以热奈为代表，在狭义互文性的框架内，互文性被看作是“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13]（72）。广义互文性以Kristeva为代表人物，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13]（p72）。近年来，互文性研究在话语分析领域发展的越来越快，并逐步应用到语言学领域[11]。在互文性理论视野中，文本不再是源于作者个人的意识和想象或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不再是作者的独创而是源自多个声音，是语言符号的编织与重叠[14]。而作者是在语言系统中先在的各种可能性的排列者和编撰者[8]。

三.《生死疲劳》的互文性分析

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特点之一。《生死疲劳》是莫言对以前作品的继承与创新，又深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其中不乏《百年孤独》的味道[2]；《生死疲劳》是莫言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力作，文中佛教意识与苦难意识呼之欲出；其独特的叙述背景与真实的社会历史相互关照，这都为从广义互文性角度解读该小说提供了依据。以下分别从上述四个方面对《生死疲劳》进行互文性解读。

1.《生死疲劳》与《百年孤独》创作手法的互文性

《百年孤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作者凭借这部作品成为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并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

用虚拟世界的纷繁复杂映射了拉丁美洲的百年的沧桑历史，被誉为美洲的《圣经》。作者采用现实与魔幻相融合的手法及离奇的情节设计讲述布恩蒂亚家族历史及拉美独特的灿烂文化，宗教典故与神话传说的融入及循环往复的时间意象使真亦假，假亦真，给读者以时空交错的虚幻感，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莫言深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借用佛教中六道轮回的观念为小说提供一个多维视角，又把时间定位在解放前后至2000年间，把正常的时间顺序与佛教中的轮回转世合二为一，通过轮回的特殊视角展现中国乡村近半个世纪的变形记。不难发现两部作品都充满奇幻色彩，而讲述的却都是真实的历史进程，植根现实却又超越现实，荒诞的形式使现实更加真实，二者在创作手法上产生互文。

2.《生死疲劳》中苦难意识的互文性

莫言之所以选用“生死疲劳”作为书名是因为根据佛教的教义人生本苦，整部小说流露出来的是苦难意识，生苦、病苦、老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很苦及求不得苦都在《生死疲劳》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生死疲劳》着重描述特定时期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二连三的政治经济运动使社会底层的民众饱受生存的苦难。主人公西门闹在土改时被冤杀，转世之后先后成为驴、牛、猪、狗、猴、及患有怪病的大头儿，在经历几世轮回之后仍放不下前世的财、色、欲，饱受怨憎恨苦、爱别离苦和求不得苦。而老革命洪泰岳和农民蓝脸都过于执着，执着是痛苦的根源，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执着，蓝脸对单干的执着使他们的一生命运坎坷。而苦难意识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呈现，例如余华的《活着》和阿来的《尘埃落定》。以《活着》为例，主人公福贵也经历了生苦、死苦、爱别离苦等种种痛苦，特别是其儿女先后去世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黄牛，主人公的命运昭示着人们所追寻的一切不过虚妄而已。不管是《生死疲劳》还是《活着》中的苦难意识其实都是作者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与关怀。

3.《生死疲劳》与社会历史的互文性

《生死疲劳》把时间定格在上世纪下半页，采用佛教中六道轮回的意象，借用动物的身体和视角，描绘了中国乡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生死疲劳》讲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却比真实的故事更发人深省，因为小说围绕的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即农民与土地的问题[16]。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中国发生了许多政治经济运动：土地改革、合作化、大炼钢、文革等等。这些政治经济运动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影响是深入到骨子里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如蓝解放、庞抗美、黄互助、黄合作、马改革等，每个人的名字都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个名字背后都背负历史的沉重感。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也都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土改后蓝脸一直坚持单干，在合作化时期，他是人民公社的敌人、西门屯的污点，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却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人物。可以说主人公西门闹的经历都是历史的，穿越了从解放初期到新世纪的中国乡村历史。透过《生死疲劳》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生存状态，小说的故事走向和社会历史形成互文。

4.《生死疲劳》与传统文化的互文性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的致敬之书”[15]（p6）。莫言采用章回体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标志之一。章回体与六道轮回的完美结合，共同构建了小说的整体框架，而六道轮回是佛教中的概念，也是《生死疲劳》中佛教意识的突显。书名亦是来自佛经中的一句话：“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于无为，身心自在。”这句话也被莫言选用为书中的题词。在佛教的人生哲学中，人生本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苦难，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经历世间各种烦恼与痛苦。而《生死疲劳》就为世人展示了世间的种种苦相：生存之苦、执着之苦、爱情之苦、仇恨之苦等等。例如西门闹的轮回之苦、执着之苦等。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悲苦的、压抑的，可以说人生百态皆是苦。《生死疲劳》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是莫言回归传统文化的另一标志。《生死疲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其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