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 新时期文学社会学研究述评.

不断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新时期文学社会学研究述评作者：蒋述卓，涂昊时间：2007-11-23 16:45:00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以来庸俗社会学几乎取代了文学社会学。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艺学界的反思与突破，文学社会学也顺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而调整自己，浮躁与梦想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更多的是冷静与厚重，文学社会学由此不断地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

说它是现代形态，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趋势的不断显现。

一是由一到多，即由单向的线性思维到多向的多维思维，一方面超越社会单一因素的视角而将文学放到社会的整体生活中进行多维的思考，另一方面开始超越传统的内在 / 外在，精神 / 物质，审美 / 实用的二元论而建立一种彼此沟通的新的研究范式。

在文学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文学和社会都呈现一种多维性和复杂性。

二是由静到动，即从片面地追求历史的客观状况到开始以一种辩证的、动态发展的眼光把握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文学与社会，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与社会之间双向的动态对话。

三是由破到立，即从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研究到踏踏实实地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建设上，走上了一条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道路。

四是从封闭到开放，即从简单的拒绝到以宽容平等的心态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学社会学和中西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学科内容，同时注意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取向，有意识地介入当下社会与文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社会学由此从封闭的僵化的理论视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理论视界。

就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较突出的表现为以几个方面：一、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思考可以说，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文学也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认识与反思成为文学社会学基本的背景知识，也只有把握了这种基本的背景知识，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文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定位与走向。

2001 年陆贵山、周忠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是：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和制约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实际上，新时期开始的关于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也离不开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问题。

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毛星的《意识形态》，钱中文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吴元迈的《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栾昌大的《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辨析》等，由此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形成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确立了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和自身规律，中国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才由此进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阶段。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艺学从中心走向边缘，取代八十年代的想象与激情的是更多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关于文学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更加丰富和深入。

一是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如哈贝尔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伊格尔的《美学意识形态》、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受其影响，中国文学界的研究者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主要通过对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理解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开拓了以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文学和社会的广阔空间，有的从中找到了一套激进的批判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如王晓明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中指出，“新意识形态”是相对于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权威意识形态而言的，90 年代这种权威意识形态逐步退出社会的精神生活，而新意识形态填补进来，同样是为了遮蔽和粉饰现实，但这不是政治权力造成的，而是转型时期社会各种社会力量运作的产物，这种新意识形态目前迅速蔓延，影响社会对危机的警觉。

有的则形成了一套温和的思考现实与历史的话语方式，如新理性精神反思前意识形态理论对人作为中间环节重要性的忽视，强调社会———文化转型所引起的社会性个人心理的变化和命运际遇的丰富性，包含了更多的新的社会历史、人文、人生的内涵，这种从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注转入对个体的人的关注，从中可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

这以钱中文的《建立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集》、许明的《新意识形态批评》，童庆炳的《马克思早期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为代表。

二是面对消解审美的倾向，面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仅仅是对“政治工具论”的冲击、审美意识形态仅仅是审美加反映和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简单指责，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审美意识论的再认识》等文章进一步丰富完善发展了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认识。

三是对意识形态理论在文艺学研究中的确立和演变，联系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梳理和分析，力求对其利弊得失作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如朱立元的《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反思》，王元骧的《我所理解的反映论文艺观》等，而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学术专著，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艺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对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了仔细的梳理，对文艺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它学科特性，文艺研究的意识形态视角和其它视角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把握。

这是对文艺与意识形态的系统全面的学术思考。

二、关于文学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如同文艺学其它学科的不断更新和演变一样新时期文学社会学也经历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它通过借鉴和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面向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在基本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文学社会学就开始注意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作为学科的基本建设来对待，这也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起点。

1981 年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对文艺社会学的地位、性质、研究范围和功能范围提出了最早的设想，提出应将文艺社会学划归于美学。

1985年吴慧、李平的《文艺社会学》一文则提出文艺社会学应当成为社会学中的一门独立存在的分支学科。

两篇文章虽未对文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作充分的展开和具体的论证，但有助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方法论热”的推动下，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文学社会学著作和文章，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张英编的《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国外文学社会学新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文学社会学的研究，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便有刘崇顺、王铁、马秋枫的《文艺社会学概论》，司马云杰的《文艺社会学论稿》，滕守尧的《艺术社会学描绘》，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徐岱的《艺术文化学》等专著以及钱中文的《科学的文学社会学建设》等文章，它们都有意于文学社会学体系的构建。

作为对80年代文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回应，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蒋孔阳的《开拓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思路》，童庆炳的《论文学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程正民、童庆炳主编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等90年代的研究成果，注意对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总结，探索中国文学社会学的历史渊源，研究的目标是力图将中国传统形态的文学社会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衔接贯通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这段时期的文学社会学虽无意于体系的创建，倒是文学社会学的分支研究和专题研究趋于全面和精细，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文化，文学的社会生产过程，文学的社会心理，文学的社会效果等基本内容在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就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而言，一方面倾向于宏观的理论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与社会复杂的关系，理论思辨色彩明显，另一方面2002年金元浦主编的《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将“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与“形而下”的具体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改变了文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纯理论化思辩的途径，追求实证化、社会化、数据化，这是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大发展。

其实，不管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何分歧，文学社会学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文艺学的学科范围之内结合文艺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创建，而新时期文学社会学反思与创建的成果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它的应用研究领域。

三、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应用研究1、关于文学与政治1979 年《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篇文章传达了把文艺从政治的附庸解放出来的信息，这是新时期整个文艺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先声。

文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矛盾关系，需要依赖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共同目标，文学研究笼罩在一种理想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这种话语的特点是设置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现代/传统，改革/反改革，左/右，现代化/反现代化，所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的视角，根据政治的需要来进行研究，文学社会学也就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90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更多地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冷静的学术思考。

如曾永成的《文艺政治学导论》，朱晓进的《以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等文章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视野的变化。

2、关于文学与文化在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社会学开始从社会文化冲突、文化反思和文化嬗变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探索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冯黎明、欧阳友权、周茂君等人的《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雷达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等。

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烈的文化意识的主体性，但有的又夸大了文化因素的介入，反而冲淡消解了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和批判性。

还有一种研究成果就是突破过去从政治视角评论作家作品到从文化的视角给予新的研究，如对于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老舍、巴金、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的研究，而杨义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则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作了全面的审视。

到了9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文艺学学科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王逢振、王宁、张京媛、王岳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系列译著的出版，李陀主编的《视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等刊物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思考文学，思考社会，无疑使文学社会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学科也变得更开放，更充满活力，更富有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