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客家人》校本教材

第一课 系客家人

“客家人”是我们约定俗成的自称，但这个称呼的形成却有着一段艰辛的历史。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来，客家先民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1。 1 这里是采用比较主流的说法，也有认为客家从秦朝开始迁徙的六次迁徙说或三次迁徙说。

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迁徙（东晋南北朝时期）：受五胡入华、晋室南渡、南北朝对

峙等影响，部分中原汉人南迁,停留在鄂豫南部及皖赣沿长江两岸，以至赣江上下游。少量抵达今广东大埔、梅县等地。移民仍操中州口音。

第二次迁徙（唐末至北宋）：受唐末黄巢事变、五代十国及北宋战事

等影响，中原汉族移民的后裔再度南迁，落脚于皖南、赣东南、闽西南，及至与之接壤的粤东北边界。汉族移民仍操中州口音，并开始吸收迁入地原住民的语言。

第三次迁徙（南宋至明朝）：受金人南下、宋室南渡、元人入主、元

明鼎革等影响，部分客家先民及在此期间形成的客家人，在客家大本营内迁移，人口重心先从赣南转移到闽西，再转移到粤东北，少量移居海外。汉族移民与原住民语言融合，汉语客家话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

第四次迁徙（明末清初以来）：

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等影响，部分

客家人从客家大本营迁至广东中部

沿海及川、桂、湘、黔、赣、浙、

台等省，有的移居海外。

第五次迁徙（1867年以后）：

受太平天国运动、广东西路事件及

契约华工制等影响，部分客家人迁

至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海外各

地。移居后仍操客家话。

(资料出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

在唐宋时期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迁徙中，客家先民的族群意识逐渐觉醒，构建了以“葛藤坑”为起点的客家文化。

“葛藤坑”的故事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其中却包含了类似圣经中摩西“出埃及记”的重要理念，也就是客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首先，葛藤意味着苦难和希望。它是一种豆科植物，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可以入药，可

以造纸，更可以作为逃难充饥的口

粮。客家人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跟

这种小小的植物有着密切的关联。

其次，女性成为了客家文化的主角。这不是一种偶然。客家妇女非常优秀，她们四头四尾2、齐家有方；带头放足、个性解放；勤王忠义，不让须眉；吃苦耐劳、扎根他乡。 2 即“田头地尾、家头教尾、灶头镬（锅）尾、针头线尾”。

“葛藤坑”的传说

在昔，黄巢造反，隔山摇剑，动辄杀人；时有贤妇，挈男孩二人，

出外逃难，路遇黄巢。巢怪其负年长者于背，而反携幼者以并行，因叩其故。妇人不知所遇即黄巢也，对曰：闻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旦夕且至；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巢嘉其贤，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乱，惊葛藤，速归家，取葛藤悬门首，巢兵至，不厮杀矣。妇人归，急于所居山坑径口，盛挂葛藤，巢兵过，皆以巢曾命勿杀悬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子，因得不死。后人遂称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最后，就是与“苦难”对应的“救赎”。“负长携幼”从表面上看与普通人的道德理念不符，但放在客家人的苦难史下，却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活生生的命题作文。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千载而不亡，靠的就是这些最优秀的理念：忠（托孤）、孝（存子）、仁（爱人）、义（不杀）。这个故事的圆满解决，既是客家先民对苦难考验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最后救赎。

正因为如此，客家人才能傲然以“中原遗民”“汉家正统”自居。而葛藤坑所在的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则被尊称为“客家祖地”，是客家人心中的“圣地”。

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逐渐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迁的中原人口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这一时期南迁至闽赣粤地区的客家先民，被称为“客户”，往往只能依附于当地的“主户”成为佃农。但经过客家先民的勤劳和努力，“客户”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主户”，还购买了自己的田地，定居下来，成为了新的主人。

宋元之际，由于盐寇之乱和抗元斗争的影响，梅州人口剧减，比北宋时已经不到十分之二3，因此引发了客家先民大量从汀州和赣州迁入梅州，又有部分迁入惠州，此时客家先民聚居的“客家大本营”基本形成。

3据《客家源流考》引《元史·地理志》与《元丰九域志》的数据比较。

客家大本营

客家大本营一般指“客家四州”，即福建汀州、江西赣州、广东梅

州、广东惠州。其形成时间大致是在南宋到明朝这一时期。其中汀州是

第一个客家人聚居的府治行政机关，所以被称为“客家首府”；赣州是

客家人南迁最早的集中地，因而被称为“客家摇篮”；梅州则是客家人

最主要的聚居区，被称为“世界客都”；由于海外客家华侨祖籍地最多

的是原惠州府，所以惠州也被称为“客家侨都”。另外，广东河源虽然

建市较晚，但被称为千年“客家古邑”，也是客家聚居地之一。

由于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大部分是山地丘陵地带，因此也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也正因为如此，客家人大量从事与矿业、木材业、造纸业、烟草业等相关的经济活动，并推动了客家地区与潮汕地区的海洋经济一体化。从南宋到明朝，在客家地区经济日渐繁荣的推动下，语言文化逐渐统一，客家话开始成型。同时，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客家人开始以宗族为基础积极推动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至此，汉民族八大民系之一的客家民系事实上已经形成。

但问题是，客家人从未将自己与中原汉族区分开来，因此没有自称，却因此常常被误会为与瑶族、畲族同源的“山客”，甚至被蔑称为“”或“”。客家的名称，直至明清时期才真正形成4，是“土客械斗”过程中原住民和官府对客家人污名化的结果，也是一个先有他称后有自称的特殊情况。

4对于“客家”称谓的出现，学界主要有“明中叶以后”说和“康熙二十三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