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化场域及其当代传播价值

仪式化场域及其当代传播价值

作者：张毓强庞敏

来源：《对外传播》2020年第02期

讨论人：

杜友君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郭晴成都体育学院教授

魏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大规模的体育活动，以其人类不同族群参与的广度、全球关注的强度、全球性仪式景观性、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交流方面的巨大作用等，备受关注。近年来，伴随传播技术对于信息深度全球化的推进，人类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日常化的交流倍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传统奥运传播的仪式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观察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后，中国承接的各种国际赛事日益增加。2015年，中国再次取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深刻调整，我国国民心态日趋自信、主体性不断增强；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传统误解与新的利益碰撞也有所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赋予奥运传播何种历史使命？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世界友人？奥运传播中如何处理好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与社会化传播模式的关系？就上述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聯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作为传播场域

张毓强：回到历史的场景中，足够的交流与沟通是解决人类不同群体之间问题的重要方式。前现代性的人类交流与大规模的具身性交流活动密切相关。奥运本身不但是一个竞技场域，而且更多是交流场域。人们在这一场域中彼此认知，互相学习，追求沟通基础上的相互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产生后，大规模的体育赛事活动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交流价值。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强化和消解着这种场域传播的力量和价值。

杜友君：现代奥运会是国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第一，身体竞技背后蕴含着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科技、文化，甚至是政治层面的竞争；第二，奥运会作为国际体育界规模、影响力最

大的舞台，任何与之相关的个体和组织都是在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第三，奥运会是和平时期的国际对话平台，是复杂利益的角力场，奥运会能够反映出国家对待问题的态度。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影射，也有现实的纷争。

郭晴：19世纪末，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加重，被称为“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萌发了通过借鉴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和平理想来促进世界和平的构想，将各国青年定期聚集起来，让他们在体育比赛中增进了解，消除偏见和误解，这是被称为“竞赛世界语”的奥运会的起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之日始，即履行了其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了解及互信的功能，成为各国进行体育竞赛和文化交流的舞台。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参赛国而言，认同奥林匹克精神，遵守同样的竞赛规则就会赋予他们“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的角色，这使不同背景、不同信仰、或者存在分歧的国家与地区暂时放弃异见和冲突，成为共同的家庭成员，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促进国家与世界交往方面所发挥的最了不起的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它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的舞台，举办城市通过承办奥运会，传播“和平、友谊、公平、平等”等具有公共价值的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和国家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媒介事件，奥运会具有超凡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媒体的参与、安排与渲染之下，奥运会变成了全球电视观众的节日，通过媒介转播，奥运会唤起了观众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表现出对一国、数国乃至全球的“征服”效应，因此对奥运会的参与者，特别是举办国而言，参与和举办奥运会是展现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绝佳时机，是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民族气质的绝佳时机。

魏伟：在现代奥运会100多年的发展史上，奥运传播毫无疑问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范畴。历史证明，凡在重视奥运传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任内，奥运的发展就会呈现出壮观景象，反之则停滞不前。值得注意的是，近80年来，一些重要的媒体新技术的试用几乎都会选择以奥运会为载体。奥运传播成为了新兴媒体的重要舞台，如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视转播、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卫星直播、彩色电视转播，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的网络报道等等。奥运媒介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让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比赛项目、赛事规则等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奥运会带来的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以及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更是不可估量。今天，来自电视媒体的赛事转播权收益占奥运举办城市和国际奥运会收入来源的一半。奥运会上的竞技成绩更是成为主办国与参赛国展示自己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等综合实力的重要舞台。对于一个东方国家而言，本土文化与源自西方的奥林匹克文化的成功结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新时代、新奥运

张毓强：基于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自觉，我们谈论奥运传播话题时习惯于将中国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过去1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不断调试，深刻调整。因此，本届冬奥会面对的是全新的“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基于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关系的考量，“新奥运、新传播”应该纳入我们讨论的范畴。这种“新”，在本

质意义上意味着主体客体的关系调整，在实践意义上，则是对奥运传播仪式性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

魏伟：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彼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反恐战争，并没有充足的精力、人力和物力来挑战与他们存在显著价值观差异的文明。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已逐渐开始强化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将西方主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个人主义与体育捆绑，肆意歪曲和丑化举国体制、集体主义和中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绩，利用既有的国际体育话语权来压制中国体育应有的国际地位。

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已经显著恶化。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际传播环境大体良好，诸如开闭幕式等局部获得了巨大成功，展示了新中国新形象的话，那么，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传播可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壓力。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郭晴：我认为，这种“新”，在中美关系上可以看出一种重要趋势。赵明昊在《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总体上延续了“接触+防范”或曰“对冲性接触”的对华战略。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多来，显著、持续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从经贸关系、地区安全、国际机制、意识形态、信息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加大施压，将“大国竞争”作为此番战略调整的主基调。应该看到，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威胁认知、策略手段等正呈现冷战结束以来乃至中美正式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在对华强硬的总体取向上具有较强的两党共识和府会共识基础。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一种明显区别于“接触+防范”战略的竞争性对华战略正加速形成。我们应考虑这种“新”关系对奥运传播的影响。

杜友君：从体育对外传播的视角考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完成了对近百年前“奥运三问”的最终诠释，金牌榜第一位也让国人的体育观念发生了本质性变革。如果说2008年之前中国体育传播的主体是用金牌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用高、大、全的思路来展示大国崛起形象的话，那么在2008年之后，中国体育对外传播的重心应该从“认知”转为“认可”，让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以及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和行为，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新奥运、新传播

张毓强：传播环境以及相应的媒介环境，是我们考虑新时代奥运传播的重要基点。单纯的口头传播、印刷文字、静态图形传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涉及重大仪式性活动的最直观的方式是无时间间隔的直播辅以极端多元化主体的碎片式传播。新传播环境当然是我们考虑奥运传播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