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者身份的文化误读与理论译著的不可读性——译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文化评析

对读者身份的文化误读与理论译著的不可读性——译著《当

代文学理论导读》的文化评析

王玉峰;张兰琴

【摘要】通过对<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英汉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对读者身份的文化误读与理论译著文本的不可读性之间的相关性.理论著作重在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宜采取交际(而非语义)的翻译策略,可增强译作的可读性;如果没有准确预设读者的文化身份,采用语义翻译方法,则容易造成译作的晦涩难懂,不利于普通读者接受.%The paper disclos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misread readership of translations of theoretical works and their readability. The main task of theoretical translations is to transfer the original ideas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s. In this case communicative rather than semantic approach should be employed to promote readability. I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readership can not be identified and the semantic strategy is taken,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is sure to be degraded.

【期刊名称】《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1(031)005

【总页数】4页(P103-106)

【关键词】理论译著;可读性;翻译策略

【作者】王玉峰;张兰琴

【作者单位】军械工程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3;军械工程学院,河北,石家

庄,050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P.纽马克（P.Newmark）对文本类型进行了区分：那些需要再现原作语言形式的

文本（如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遵循语义翻译原则；那些不重视语言形式，旨在传达原作思想内容的语类宜采取交际翻译策略。[1] 莱斯（Reiss）也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

[2]理论著作属信息型文本，重点在全面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因而应采取交际

翻译方法进行翻译。换言之，如果译文读者通过译著全面准确地获取了原作所欲传达的信息，该译著就是成功的。

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等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3]（《当代文学理论导读》[4]）是近年来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在中国，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对该书的中译本充满了期待。译者刘象愚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熟谙翻译文本的主题内容。与同类译著相比，译文的可读性比较强，但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由于译者对译著的读者身份存在文化误读，译文的实际受众与原作意图反差巨大。原作是文学理论的入门书，充满了强烈的大众意识，读者范围广大。正如译者介绍，在西方众多的导读中，《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是“最精彩的一种”，“内容全面、丰厚”，“文字平实清通”。译文则渗透着“精英主义”文化倾向，对读

者的文化预设极有可能是：具有文学理论相关知识，至少是该领域的在读研究生，甚至留过洋，对译文不解的地方可参阅英语原文。其次原文风格与译文风格迥异。原文为了能够与更广大的受众“对话”，尽其所能，拆解语言壁垒，想方设法使叙述生动有趣，因而行文明白晓畅。在英文版导读中，周小仪盛赞该书“行文流畅、文字浅显，一般读者都不会有什么阅读困难”。译者则没有考虑广大读者的需求，在译文的可读性上推敲不够，平添了读者的阅读负荷。下面我们通过翻译实例阐明这两方面的差异。

1 重词典释义，轻语境涵义

功能派语言学先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一个词的词义随其所在上下文而变化。[5] 一个英语单词在英语中的词义变化尚且如此，汉译成中文词汇时更应小心应对，字典释义有时很难覆盖其全部意义。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在该书中，当一个词的字典释义和上下文涵义发生冲突时，作者往往选择了前者。下例中的profoundly，argue，reclaim 都如字典释义，在整个句子中很唐突，大而无当，也使译语生硬晦涩。译者心目中的读者是文化学者，起码要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因而期待他们能够容纳一定程度上的不顺。

例1：巴特金是一个深刻的非斯大林主义者。[4]49

原文：Bakhtin is profoundly un-Stalinist.[3]42

参考译文：巴特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主义者主张文学是社会的直接反应，是单声的，不允许不同的价值体系在作品中自由表达。而巴特金认为小说是复调的，或“对话式”的。因此，他和斯大林的文艺观点格格不入。虽不能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斯大林主义者，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斯大林主义者。译文用“深刻”修饰“非斯大林主义者”不符合汉语习惯。

例2：《意图谬误》一文争辩说，“作者的设计或意图并不是判断一个文学艺术品

是否成功的标准,作者的意图既不存在，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4]24

原文：The first essay argues that the design or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is neither available nor desirable as a standard for judging the success of a work of literary art.[3]20

参考译文：《意图谬误》一文认为，“作者的设计或意图既不可得，也没必要，不能作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争辩”一词在汉语中有与人在某一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意思。Argue 一词字典中

给出的主要意思为“争辩”。通过上下文，我们并未发现有谁与作者持不同的见解。因此，“争辩”应为“认为”。此后该词多次出现，译者无一例外，都译作“争辩”，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Available 不是“存在”，而是“可得”。

例3：20世纪80年代，一些属于搞同性恋一族，参与了“行动派”“愤怒派”之类抗议团体的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重新开发了“酷儿”这个术语。[4]309

原文：During the 1980s the term ‘queer’ was reclaim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activists involved in Queer nation and protest groups such as Actup and Outrage…[3]254

参考译文：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也开始使用“酷儿”这个术语。他们参加酷儿国运动和“行动派”、“愤怒派”等组织。

Reclaim 一词字典释义为“开发、开垦”，在此处显然欠妥，应理解为“认领，

重拾”。男女同性恋者和评论家在50、60年代使用该词，并沿用至今，鉴于此，可译为“也开始使用”，因为在这里“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并没有将其意引申发展，至少在80年代是这样。

2 搭配关系不协调

有时在英语中习以为常的介宾结构、动宾结构、被动结构以及各类修饰关系译成汉语时会不协调，需要调动翻译技法才能使之读来更像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