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与习俗_契约论的挑战_大卫_休谟政治哲学析论

功利与习俗:契约论的挑战)))大卫#休谟政治哲学析论林奇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大卫#休谟是继洛克后英国影响较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他继承了洛克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路向,但在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沿着洛克的方向往前走,而是对包括洛克在内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传统及其信奉者提出了质疑。

他一反理性法则规范政治现象的传统立场,主张立足于情感、利益需要和经验习俗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这对后来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休谟政治哲学的出现,形成了对社会契约理论传统的全面挑战,预示着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衰落。

关键词:大卫#休谟;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681(2005)03-0014-04作者简介:林奇富(1975-),男,广东韶关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政治哲学是奠定在他对人性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0[1](p8)。

政治学是/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0[1](p7),是一门尤其与人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

因此,如果我们对人性的研究取得成功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通过对人性的研究,休谟为近代政治哲学中开辟出新的视野,他一举摧毁了启蒙时期的契约理论的理性传统,让/启蒙运动的武器转而对准了自己0,并用/合理的分析击败了理性的要求0[2](p1001)。

他摒弃以理性法则规范政治现象的传统立场,主张立足于人们利益需要和社会传统习俗来解释政治生活,这对后继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休谟政治哲学的出现,形成了对启蒙时期传统契约理论的全面挑战,预示着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衰落。

一、以情感挑战理性休谟政治哲学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开始了对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的挑战。

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传统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合理的行为或者是明智的行为应该是使我情绪和情感服从于理性的行为。

因此,只有当人用理性支配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情况下,他才完全实现了他的真正本性,或充分表现了他的本质。

在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情况下,他还不是特点分明的人,而只是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而存在。

人类由群体组成社会,是理性所致;人类选择达致契约进而服从主权者的意志,亦是理性所致。

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是根据知识和持之有据的信念来指导自己行为的人,也就是一个理性人。

笛卡尔曾明确地表示,/除非运用我们的理智,我们不能作任何判断,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我们能判断我们一点也不理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同意我们以某种方式察觉的事情,意志是绝对必要的。

0[3](p17)在这里,理性被置于人类行为的最高位置,并被视为启蒙时期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石,成为人们评判事物和实践行为的标准。

实际上,这种理论的精髓是要在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中推开上帝,确立人的主体独立性,反对君权神授。

而它所推演的一切人类政治义务的根源都是以单子式/理性人0假定为前提的,它假定每一个组成社会的成员个体都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体,正是借助理性的指导,人类才有可能走出动物界生存的/丛林法则0,社会才得以可能,文明和进步才得以可能。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

他们深信,人们诉诸其独特的理性能力是可以过上优良生活的。

因为,所谓优良的生活,就是理性的生活,就是符合自然法则的生活。

自然法是人类最高的理性命令,是绝对真理,是人类/理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收稿日期:2005-2-17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0[4](p97)。

但自然法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缺乏使自然法为人们遵守的权力保障,即便有多种自然法则存在,如果没有权威促使人们去遵守,自然法也不过是形同虚设,人与人之间仍然处于冲突状态之中,和平与安全得不到保障。

这时是人的理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人们正是在理性的启迪下,按照自然法则,订立社会契约,放弃部分或全部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个人或某个集体,从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管理社会,进入文明的政治社会状态。

休谟质疑理性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的巨大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提出挑战。

休谟首先剖析了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传统中的理性概念,他认为在那里理性的概念在三种含义上被混淆在一起使用:一是指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事物的因果联系;三是人类行为,如自然法宣称的诸如权利、公正或自由的理性原则。

休谟承认第一种含义是理性所具有的本来意义,但是其必然真理仅存在于数学和逻辑领域,即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

对于因果联系,在休谟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因果联系不存在客观必然性,它只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紧跟着另一个现象的恒常观念。

至于第三种意义上,根本就不是理性在起作用,而只能是人类的某种愿望或意向性的/癖好0,因为理性本身并不指导人们的行为,人类理性也许可以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提出一种或几种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或途径,其作用也仅限于此。

因此,休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像启蒙思想家说的那样:人类可以剔除感性的成份而以理性的探求,发现适合于人类生活的普遍的道德准则;或者说人类的情感应该受理性的支配,同时也唯有诉诸理性才能为人类行为指明唯一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

实际上,理性的功能极为有限,理性可以解释某种事物之间,及其存在的若干逻辑关系,但是理性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也不能确定任何/价值0。

道德价值,恰恰不是人的理性的结论而仅能经由人的感觉与情感来确定。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作用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

休谟明确指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0[1](p453)这种革命性观点完全颠倒启蒙时期人性的传统理念,给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因为,如果是情感而非理性对人的行为起关键的作用,契约就变得纯属虚构和妄想,而所谓自然法则在人类中的作用更是枉然。

休谟通过分析理性的内在属性及其限制动摇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动摇了任何对于政治生活中导源于不证自明的前提和确定性的预设。

按照休谟的说法,人们进入政治的生活方式,绝不是出于某种先验的理论假定,相反,人们对公共权力的遵从却是来源于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功利欲求。

二、以功利挑战权利如果说休谟以情感挑战理性力图反驳的是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方法论上的错误的话,那么,以利益需要挑战天赋权利则是从理论源头上对其进行批判。

我们知道,对正义的理解向来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是以它为基础的。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的正义观是以假想的天赋权利说为其理论依据的,他们认为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础也就在于此:人们缔结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的天赋权利,这包括个人天赋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这是政治权力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违反了它就不是合法的政府,就丧失了其合法性,人民就可以选择政治不服从,甚至可以采取革命的行为来推翻政权。

休谟认为,这种理论具有典型的/人为设计0的痕迹,因为/天赋人权人生而有之0的命题长期以来一直未被人发现,启蒙思想家把它提出来,充其量是思想家的一种/理论预设0而已。

之所以认为天赋人权观念是毫无根据的思想家们虚构的产物,是因为在休谟知识论中道德的善与理性无涉。

因为理性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道德面临的却是/应该0与否的问题,从/事实0中是推导不出/应该0的。

因此,天赋人权即便是有的话,它也是个事实的存在,并不足以说明人类应该遵循它,道德问题涉及的是人类的情感,作为道德问题的正义观,是人类理性无权问津的。

既然人类理性不能提供对正义的正确解释,那么对正义本身的理解也就不能简单地从天赋人权中推演,而只能从人类自身的功利诉求中得到理解。

在休谟看来,包括正义在内,所有社会规则都起源于人类的便利和需要,正义/把人类的便利和需要作为他们建立每项规则的最终理由。

0[5](p182)为了得到这一结论,休谟反思了三种极其特殊的境况,并得出在这三种情形下,正义将被人们弃置不用。

首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正义毫无意义,只是无用的礼节,它决不能在道德的名目中占有一席地位。

其次,在人类道德修养极其高尚的情况下,即使物质匮乏,正义也将不为人们所需。

他说,假如人类今后虽然仍如现在一样贫困,但人们胸襟开阔、满怀友好和慷慨之情,致使人人都极为互相关怀体贴,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关心自己的利益。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将搁置不用,而被那种广博的善心所取代,人们也不会考虑产权和义务的区分与限制了。

最后一种境况是,人类社会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0时,正义也将失去其应有的效用。

假如某个社会陷入共同的贫困,缺乏所有的日用必需品,即使极为节约和勤劳亦不能使大多数人免于饿死,不能使整个社会摆脱极端悲惨的境地,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人们马上会将正义的严格法则搁置一旁,而让位给更强有力的需要和维持自我的动机。

因为,正义的道德效用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以获得幸福与安全;当社会本身由于极端危急、濒于灭亡之际,暴力和不公正就不再是最可怕的罪恶了,人人都可以采用经过慎重考虑和人道允许的一切手段。

实际上,/社会的通常情形是处于所有这些极端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0[6](p17),大自然不会慷慨地给我们很多享受,但人们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和技艺是可以过上适合的生活的。

问题就出现在人类自身的不可克服的集体生活的弱点之中,我们生来易于偏袒自己和自己的友好。

这种只关心自己和自己亲友的/偏爱0情感的存在,使得人容易为了个人的或亲友的需要和欲望而随意侵犯他人的财物和利益,以致引发/纠纷与争执0,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设置了障碍,在排除这些不便的过程中, /调节社会风气的、方便公众的正义法则0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不可违抗地确立起来,这些正义法则包括/稳定的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0。

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到按照正义规则行事的好处,也就是说,是正义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效用引导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公正对于公众变得有益,这是它的价值和道义约束产生的唯一根源0[5](p176)。

休谟明确表示,正义作为人类行为的规则,其存在/完全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况和环境,严格正常地遵守这些规则对公众所产生的实际效益是它们能够产生和存在的根源0[5](p176),功利是正义法则的应有涵义。

在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的正义观念中,思想家把天赋权利概括为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0以及生命所需要的/自由0和/财产0。

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所重点强调/自由0和/生命0的价值相比,休谟更注重正义的功利内涵,这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