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研究过的10个奇怪的案例

弗洛伊德研究过的10个奇怪的案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观点和理论在今天看来可能过时了，但他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虽然，我们在弗洛伊德那里听到的所有事情都会归根到性，但他一些有趣的病人案例仍然值得一看。

10.玛蒂尔德·施莱歇玛蒂尔德·施莱歇尔（Mathilde Schleicher）是弗洛伊德于1886年成为一名私人的“精神病医生”后的首批病人之一。她的故事令人心碎。施莱歇尔是一位音乐家，她的麻烦始于她被未婚夫抛弃。她总会偏头痛，而且心理健康问题也一团糟，导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886年4月，她被送到弗洛伊德那里进行治疗，然后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催眠疗法。到了1889年6月，她已经不再抑郁，并且十分感激他的帮助，还送了他一本有题赠的书，以感谢他为她所做的一切。但没过一个月，她的抑郁便转变成了躁狂和失眠。她经常说她要从自己的音乐事业中获得荣誉和财富，并且时常会抽搐。弗洛伊德将她转送到了威廉·斯威特林（Wilhelm Svetlin）医生的私人诊所，在那里她不仅被诊断出患上日后称作为躁郁症或是双向障碍的疾病，而且还被诊断为女性瘾者，因为她常常脱光衣服呼唤弗洛伊德。其他的记录显示她的情况更糟。显然，她相信自己每一次排便都是一次生产过程，并且试图把她的“孩子”藏在枕头下面。

施莱歇尔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都不断配着鸡尾酒服用像是

罂粟、吗啡、水合氯醛甚至大麻之类的镇定剂。渐渐地，也许可说是毫无意外地，她的躁狂症状消退了，在1890年5

月允许离开。她死于9月，那时弗洛伊德仍然在使用水合氯醛和一种叫索佛那的新药治疗她再次出现的抑郁症状。不过，没人注意到她的尿里尽是血——是药物引起肝脏损伤的迹象——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9.“小汉斯”案例弗洛伊德曾治

疗过一名被他称为“小汉斯”（Little Hans）的5岁男孩，他是被他的父亲带到这里来的。这位父亲想要在汉斯恐惧马匹的问题上寻求帮助。考虑到他只有5岁，家住在一个忙碌的马车客栈旁边，再想到汉斯曾和马儿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他害怕它们并不令人吃惊。它们很大，并且很吓人。尤其是拉马车的马更令他惊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经看见过一匹（被强迫拉动满载着人的）马儿倒在他面前的街道上死掉。因为是弗洛伊德，你可能可以猜到他对小男孩的恐惧的解释绝不只是目击过一匹创伤性死亡的马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汉斯特别害怕黑鼻子的马，并且认为这和他父亲的胡子有联系。汉斯也不喜欢带着眼罩的马，弗洛伊德觉得这和他父亲的眼镜有关。最后，弗洛伊德将小男孩的恐惧诊断为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延伸。马代表了他的父亲，大部

分是由于那个胡子和眼镜的比较，还因为公马的生殖器官很大。弗洛伊德说，小汉斯正处在一场对母亲带有性意识的热

恋中，并且把他的父亲视为分走她的爱和关注的竞争对手。当然，他的父亲明显比他更强大，因此引起了这种恐惧的发生，汉斯不仅对他的父亲感到恐惧，还延伸到了马匹身上。因为大多数治疗的时候都有汉斯的父亲作为中间人，弗洛伊德认为他对马的恐惧不会很快消失，即使他的治疗要依赖他所害怕的人。当弗洛伊德坐下来和男孩进行谈话，他报告说咨询环节中的每一件事都印证了他的理论和他所认定的恋

母情结。不用担心小汉斯的成长，弗洛伊德在他19岁时跟进了调查。他不仅完全正常地长大成人，还完全不记得弗洛伊德在他5岁时对他的推论。8. 安娜·欧多年来，医师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和弗洛伊德的共同病人——贝莎·帕朋罕（Bertha Pappenheim）都以安娜·欧（Anna O）为化名，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由于帕朋罕的父亲生病了，在病情加重后去世，她因此得了一种奇怪的癔症，并开始接受布鲁尔的治疗。父亲的死引发了帕朋罕出现种种歇斯底里症状，包括情绪波动、出现幻觉、紧张咳嗽、情感爆发和部分瘫痪。有时候，她甚至会忘记作为母语的德语，只能通过英语和法语来进行阅读和说话。布鲁尔耗费了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和她交谈，想挖掘出她发病的诱因。起初，帕朋罕只会讲点童话故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编成一个“扫烟囱”的故事。渐渐地，布鲁尔通过对帕朋罕进行催眠把她带回记忆中最让她歇斯底里的一刻，鼓励她说出痛苦的过去。帕朋罕的病例

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催眠宣泄”法奠定了基础。帕朋罕癔症的产生有多少是真的由于其父亲的去世引起的，又有多少是为了获得布鲁尔的注意，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曾经是布鲁尔的好友兼同事（弗洛伊德甚至以布鲁尔妻子的名字给自己的大女儿起名）的弗洛伊德，针对帕朋罕的病例谴责了布鲁尔的愚蠢行为——完全忽略了治疗过程中的性别因素。他明确地指出，帕朋罕的部分病因在于她对布鲁尔的痴迷。弗洛伊德的直言不讳，导致他与布鲁尔的友情迅速破裂。弗洛伊德公然使用帕朋罕的病例作为他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以布鲁尔为例，告诫他的学生：作为一个治疗师，忽视明确性幻想的严重后果。弗洛伊德声称，帕朋罕之所以对于其父亲的去世如此痛苦是因为对他有违背伦理的性幻想。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把这种性幻想转移到了布鲁尔身上，把他当作新的寄托。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布鲁尔曾经向他谈起，在一次治疗中他发现帕朋罕认为自己要生孩子而陷入了歇斯底里（当然是假的），他自己被吓得落荒而逃，而且帕朋罕坚信自己怀了布鲁尔的孩子。她的真实身份在其死后被公开，所有之前被认为是真的事实都被她令人咋舌的身份否定了。7. 艾尔玛打针的梦当需要证明自己的治疗理论时，弗洛伊德并不屑于自己亲自诊断。他其中一项关于梦的研究探寻了自己一个梦的意义，把它称之为“艾尔玛打针”。梦境中，他的一位病人——艾尔玛（Irma），出现在一场舞

会上。他注意到艾尔玛的气色比平常差许多，便斥责她先前不听从他的诊疗意见。梦境中其他的医生也给迟疑不决的艾尔玛做了诊断，进一步确定了弗洛伊德的诊断是正确的。梦中他注意到，他发现了艾尔玛的病因其实是由于另外一个医生操作不当的注射引起的。这次注射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有失医德、过于轻率的行为。他甚至指出那位医生所使用的注射针头是不干净的。为了自己心愿和希望的达成，弗洛伊德在梦中核查了所有的盒子。他说他极度希望能够证明艾尔玛不能痊愈是由别人的过失造成的。他可以借此推脱自己的责任，指责艾尔玛的病是由于其他医生治疗不当，使用了不干净的针头造成的。而艾尔玛也应当受到指责，没有听从弗洛伊德的医嘱。他说他很高兴自己能够证明，艾尔玛仍然受到病痛的折磨责任不在自己。弗洛伊德详细研究了这个梦，表明他对艾尔玛仍然受病痛折磨的愧疚。6.“鼠人”案例对弗洛伊德

而言，恩斯特·蓝泽（Ernst Lanzer）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案例。这让他有机会去验证他之前一直用于治疗癔症的精神分析

方法是否在不同条件下对其他病人同样有效。在鼠人案例中，他主要研究的是强迫症。当蓝泽寻求弗洛伊德帮助时，他已经深受高程度的强迫症折磨。蓝泽惧怕自己会屈服于割喉自杀的执念，同时他脑海中有种极端且令人麻痹的恐惧：一些恐怖的事情将发生在他的父亲或一位纯粹幻想出来的年轻

女子身上。他主要还惧怕老鼠，那发生于他在军队中偶尔听

到的一个极其恐怖的酷刑的故事之后，他惧怕那种酷刑会用在他、他父亲亦或是之前提及的年轻女子身上。上述的酷刑包含将老鼠放在桶里，并把该桶倒置，然后压在罪犯的臀部，这样老鼠就可以通过肛门在桶里面杀出一条路出来。这个画面相当丧心病狂。弗洛伊德第一次主要是观察鼠人的面部表情，通过面部表情看到鼠人在描述到那些进入肛门的老鼠时相当激动。鼠人被诊断患有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这导致了他在爱、恨、恐惧方面的情感失衡，使他对幻想中的女子、老鼠以及他父亲有着不同程度的情感倾向。弗洛伊德提出他只相信肛门老鼠强大的象征意义，其中包含执着于洁癖以及金钱与粪便的对比，此外老鼠还象征着儿童，这与孩童时期所相信的婴儿是从肛门中生出来的有关。弗洛伊德还发现蓝泽的父亲曾经打他屁股的时间与他的家庭女教师让

他触摸其裸体的时间大致相同（那时他五岁左右），这也让两件事情之间加强了联系。蓝泽案例独特的原因还在于，这是唯一一则不仅拥有弗洛伊德官方报告，还有其相关病例记录的案例。这表明定稿肯定是遗漏了些东西，比如弗洛伊德很难做到中立，他会在去度假时给病人寄封明信片。5.少女杜拉在艾达·鲍尔（Ida Bauer）的父亲抱着治愈女儿癔症的希望，带她去找弗洛伊德时，她的病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认真地说，在她只有七岁的时候，她妈妈的洁癖强迫症（她在发现自己因为丈夫的原因得了性病而产生的）导致了艾达

完全崩溃，她的病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当时是通过水疗和电击来治疗的。数年以后，有位家里面的朋友向艾达求爱——他是她曾经照看过的孩子的父亲，也是她父亲情妇的丈夫。艾达拒绝了，并且她的拒绝触发了她的癔病，促使她恶性循环变为严重的有自杀预兆的抑郁。弗洛伊德曾经为她的父亲治疗过性病，因此也被请求来帮助艾达。弗洛伊德诊断艾达（或是杜拉，因为弗洛伊德在其出版书中是这样写的）的痛苦来源不是因为曾经信任的家族朋友的求爱行为，而是她压抑住了她对求爱者妻子的爱慕的。艾达对求爱者妻子的爱慕相当复杂，因为那位求爱者的妻子已经是她父亲的情妇。这让艾达与她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竞争关系。弗洛伊德帮助艾达解读她的梦境：她家的房屋被烧毁了，当艾达的父亲只想所有人逃出去时，她的母亲只想找到珠宝盒。弗洛伊德解读道，那个珠宝盒就象征着艾达的生殖器，而她的父亲没有保护好。艾达缩短了弗洛伊德给她治疗的时间，所以，她的余生都在与精神疾病作斗争，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

她用一生的时间来拒绝变成她父亲那样的人，实际上，她却变成了她母亲那样对洁癖很盲目狂热。意想不到的是，她仍然与之前家里面的人保持联系，尤其是她父亲的情妇，而且她也成为了艾达最喜爱的桥牌搭档。4.范尼·莫泽我们只需

看一眼范尼·莫泽(Fanny Moser)，便知道她拥有一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她有甜蜜的婚姻（嫁进了生产瑞士手表的家族）、

两个孩子、自己又是贵族家庭的女继承人。但就在她产下第二个女儿的几天后，她的丈夫便死于心脏病。她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便公开散布谣言，说是范尼害死了他的父亲。之后经过一场漫长又不体面的官司来撤销指控后，她卖掉了莫泽手表公司，并用大量的钱来建造多个医院，但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她向一个又一个的医生求助，试了所有新的治疗方法，但没有一个奏效。她先是咨询了约瑟夫·布鲁尔，当她被移到维也纳（Vienna）的疗养院时，弗洛伊德也在场。当范尼被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所困扰时，弗洛伊德会催眠并鼓励她去叙述每一个令她难过的经历，从而试图使她忘记。她痛苦的经历包括从她丈夫的死一直到她曾看见的可怕的

蟾蜍。虽然她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年，她又回到诊所。虽然她不喜欢弗洛伊德（因她和她女儿之间关系不好而抱怨弗洛伊德和布鲁尔，这与她的一个女儿想当科学家有很大关系），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看病。她虽然

反复地在接受治疗，但总是旧病复发。她既疏远她所讨厌的小女儿，又不愿接受大女儿（她后来变成了有名的动物学家）的帮助，反而向一个只会敲诈她数百万的情人寻求帮助。1925年她逝世后，弗洛伊德写信向她的女儿道歉，因为他

没有正确地了解她们之间的关系和疏远的程度。3.希尔达·杜利特希尔达·杜利特（Hilda Doolittle (H.D.)）曾是一位作家及诗人。从她写的一系列的信件（当她在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

时）和治疗之后的一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弗洛伊德最完整的治疗方式。1915年，杜利特产下了一个胎死腹中的孩

子之后，在1918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为了帮助她从分

娩和长期的疾病中恢复，她和她的同伴，雪梅·埃勒曼（布赖尔）（Winifred Ellerman (Bryher)）一同前往希腊（Greece）。在旅行途中的船上，她和其中一位男人有了一段短暂的浪漫史。（她的丈夫并非是她孩子的父亲而且已经离开她很久了。）杜利特是介于布赖尔和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

婚姻中的一人。当麦卡蒙不能忍受这两个女人时，他离开了，肯尼斯·麦克弗森（Kenneth Macpherson）取代了他的位置。当布赖尔和麦克弗森结婚后，他们收养了杜利特的女儿并接受杜利特在他们三人的生活中。弗洛伊德一定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也许奇怪的是，其中有一点没在弗洛伊德对希尔达·杜利特的病情诊断中体现出来的是性。不管杜利特的私生活有多混乱，她去见弗洛伊德是因为她缺少写作的素材。他的治疗起到了作用，使得杜利特可以继续完成《向佛洛伊德致敬》（Tribute to Freud）的写作，这是一本关于他们之间

完整的谈话和联系的回忆录。在治疗谈话之后，她的写作会探索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父母子女的关系到对于性别的认同都是以文学形式来记录。杜利特的信中还提到了在他们的解析和治疗过程其他的东西——弗洛伊德的狗。他的两只狗都被描述为长得像小熊的狮子狗，它们的经常出现会

造成一定的注意力转移。杜利特写到它们之间的打架以及一个无疑是很奇怪的治疗过程——利用这两只小狗来制造噪音。2.薛伯庭长案例弗洛伊德从未见过薛伯（Daniel Paul Screber）本人，会分析他的案例完全是因为薛伯的回忆录。书中“灵魂的刺杀”等字眼深深地吸引着弗洛伊德，引导他深入探究薛伯的病态世界。祸根始于童年。薛伯的父亲从不容许孩子哭泣，还要求孩子绝对服从父母的责罚。作为一名医生，父亲希望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此他逼孩子洗冷水澡，并且强制孩子在2-8岁之间穿矫姿衣。孩子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错过一项就要挨饿。但孩子对此却没有丝毫不满，因为他当上父亲之日，就是他主导惩罚之时。薛伯19岁那年父亲去世，35岁那年唯一的哥哥自杀身亡。失去依靠的薛伯在一次政治活动落选之后开始出现精神问题。医生诊断认为薛伯极易受声音刺激，情感不稳定，另伴有臆想和语言迟缓，建议住院休养。这一休养就是6个月。出院后的8年里薛伯表现平稳，但随后病情加重，在医院里度过了第二个8年。在后8年里薛伯写了后来弗洛伊德所看到的回忆录；也是这8年，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他的脚里住着一个小人，这个小人把他的内脏抽空换上新的，使他变成了女儿身，接受上帝的授精，以帮助新人类的诞生。弗洛伊德认为，在薛伯的思想里，最先迫害他的是他第一任主治医生弗莱克西希（Flechsig），后来延伸为上帝。会出现“变成女人”

并且“孕育新人类”的想法实际是在影射薛伯对父亲潜在的惧怕之心——父亲曾给人做过阉割手术——让他觉得自己正

在变成一个女人。当他幻想的加害人变成上帝时，弗莱克西希医生也没能化身为救世主，在薛伯心目中他仍然是试图奸污的施害者之一。时间一长，弗莱克西希医生的形象就与上帝的形象发生了重合，而薛伯成为了从属的女性角色，他父亲的恶习使他一条道走到黑。1.“狼人”案例生于1886年的塞尔吉尔斯·潘克耶夫（Sergei Pankejeff）一生都纠结在死亡、抑郁和自杀之中。抑郁浸透了整个家庭——1906-1938年间，父母和姐姐相继自杀死亡。当他察觉到自己的抑郁倾向时，他向医生寻求了帮助。从1910年接手这个病例起，弗洛伊德花了4年时间研究潘克耶夫的童年梦魇。梦中孩子躺在床上，透过一扇开着的窗，看见窗外的胡桃树上坐着六、七只白色的巨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对此克列普林医生（Dr. Emil Kraeplin）的初步诊断结果是“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但弗洛伊德认为是一种“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这种病萌芽于童年时发生的某件事，由他母亲施加于他，且带有宗教色彩。弗洛伊德坚信这个关于狼的梦就是解密的关键。他解释说，在梦境中，动物常常代表父亲形象。打开的窗户和一动不动盯着他看的巨狼其实代表了潘克耶夫被压抑的性幻想，在这个幻想之中，父亲是“雄性”，他是“雌性”。而梦境正是被释放的一部分性幻想。弗洛伊德进一步解释道，潘克耶夫目睹父

母做爱时可能只有18个月大。即使后来明白这是一场让人身心愉悦的运动，但在还是孩子的他眼里，这无异于一场施暴。弗洛伊德同样留心潘克耶夫与身边女性的关系——他的母亲和他亲爱的保姆娜嘉(Nanya)。尽管潘克耶夫努力想当好孩子，也想遵从大人的教导，但他底子里的劣根性最终占据了上风，并且以一种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姐姐在他的心目中象征着乱伦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姐姐曾经挑起过他的性冲动，却又在他摆正位置之前抽身而去。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无法解决的性问题可以用“狼人”这个意象完美地诠释。最后，潘克耶夫从其他地方寻求帮助，成为一名保险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