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大纲

元杂剧概说

一、元杂剧的特点

1、四折一楔子

折相当于幕，四折即四幕。楔子相当于引子、序幕。

2、唱科白俱全

唱是演唱，科是动作，白是对白。

3、一人唱到尾

全剧只有一人唱，或男主角，或女主角。女主角唱的称为“旦本”，男主角唱的称为“末本”。

二、元杂剧的内容

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

时钟雯（美国）《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

（一）爱情主题

1、身体的结合

2、大团圆结局

3、超人的因素

（二）儒学主题

1、忠

2、孝

3、节

4、义

（三）宗教主题

1、道教

2、佛教

（四）隐逸主题

（五）正义主题

1、公案戏

2、绿林戏

三、元杂剧角色

1、末

正末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末泥

2、旦

正旦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搽旦

3、净（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为主）

净副净二净丑

4、杂

孤（官员）、祗从（侍从）、率子（士兵）、细酸（书生）、孛老（老头）、卜儿（老妇）

俫儿（小孩）、邦老（强盗）

四、元杂剧的分期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至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1234—1294）。《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1294—1340），《录鬼溥》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则南方为多；否则北人而侨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时代（1341—1368）：《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为

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至第二期，则除宫天挺、郑光祖、乔吉三家外，殆无足观；而其剧存者亦罕。第三期则存者更罕，仅有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五剧，其去蒙古时代之剧远矣。

五、元杂剧的评价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关汉卿与《窦娥冤》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它确实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王国维认为，将它放在世界伟大的悲剧中，也毫不逊色（《宋元戏曲史》）。作品的素材，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由此演化出来的干宝《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关汉卿在写作这部剧本时，渗透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所以它完全没有历史传说故事的气息，而给人以活生生的感受。

《窦娥冤》的核心问题，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作者从两方面加以强化，使这一点显得极其尖锐：一方面，是主人公窦娥的弱小、善良、毫无过失：她是个孤女，因父亲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被卖给蔡家作童养媳，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尽心尽力地侍候着同是寡妇的婆婆；在公堂上，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在这些情节中，也突出了窦娥的“贞节”和“孝道”，但它在剧本中的主要意义，却在于通过表现窦娥具有社会所赞同的一切德行，来强调她的善良无辜。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造成她一重又一重的不幸。从孤儿到童养媳到寡妇，她的悲惨遭遇已经令人十分同情，却偏偏又遇上地痞恶棍张驴儿父子的胁迫与诬害；当她自信清白大胆走上公堂时，等在那里的是一个昏聩愚蠢、视人命如虫蚁的太守。实际上，整个剧本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窦娥的父亲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窦娥无穷的不幸，而地痞恶棍加上昏庸贪婪的官僚，最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结果彻底颠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恶各有所报的法则，无论在剧情本身还是在观众心理上，都已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涛，而最终从窦娥愤怒的呼喊中喷泄而出：

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更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

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

两泪涟涟。（《滚绣球》）

这是带普遍意义的控诉，是受压迫者对黑暗的世间究竟有无公道可言的根本怀疑；只要类似的不公正还存在，它就永远是惊心动魄的。

剧本在这以后写窦娥的冤屈终于感动上天，使其临死前的三桩誓愿一一实现，最后并由她的经科举做了官的父亲平反冤枉，使得剧中的激情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平息下去，这是对观众欣赏趣味的有意无意的投合。毕竟，一般市民阶层的观众，需要在看完一场戏以后仍能够保持心理的平衡。但这样一来，戏中原本异常强烈的悲剧色彩未免被冲淡了。

揭示苦难，最终又通过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所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满足，这种结构方法在包公戏《鲁斋郎》和《蝴蝶梦》中显得更为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