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介绍

卢作孚的介绍我之所以选择卢作孚先生是因为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敬佩他，感恩他。

对于卢作孚先生，梁漱溟先生评价道：“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自学成材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

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

卢作孚的父亲卢茂林，卢茂林只是旧时代千千万万个的底层贫民之一，一生事迹平淡无奇；但他的善良，他的自尊，以及敢于向命运抗争的精神，却是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

穷人并不是天然就具有优良品质的。

卢茂林这位穷人，是一位极有骨气、极有尊严的穷人，他没能为卢作孚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但却给了卢作孚一身慨然正气旧时孩童初次上学，有一种仪式叫做发蒙，即孩子要带上敬孔的供品、香烛来到私塾，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礼，再向老师叩头。

卢作孚拜了孔子牌牌，欣喜若狂。

他每天黎明即起，跟随着兄长去上学。

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而后是《四书》、《五经》，最后训练做八股文。

卢作孚天资聪颖，只用了两年时间，居然就把老师要教的课本全部学完了。

卢茂林大感惊异，隐隐感到这孩子大有前程，决定送卢作孚和兄长卢志林去合川最有名气的瑞山书院读书。

父亲的这一决定，为卢作孚的人生敞开了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大门。

“知识改变命运”这一铁律，此后，就将在他身上开始发生作用。

在瑞山小学历史课上学到的近代史课，也给卢作孚带来深刻影响。

他对于国耻的痛心，对于强国的渴望，就是这时在心中埋下的种子。

在读瑞山的时候，卢作孚还经历了一场意外的磨难。

家中实在无钱给他请医生看病、买药，母亲李氏心急如焚，只得跑上山去采了些草药。

哪知道药不对症，服下后，卢作孚竟说不出话来，成了“哑巴”！父亲连忙背起不能说话的儿子，徒步赶到重庆求医。

医生诊断后说，如果服用一种药材“天生黄”，也许能治好。

可是，“天生黄”贵得出奇，价格超过黄金之价。

这真是天不助穷人！一路流着泪把卢作孚背回家中。

然而卢作孚从小就性格刚毅，丝毫不因失声而颓丧，照旧每日勤学不止。

这样过了两年，奇迹发生了。

卢作孚看见有一只燕子从外面飞进来，绕屋顶飞了一圈，又翩然飞出，他大感惊奇，跟着跑了出去，一不小心，被绊倒在地。

他一急，竟然喊出声来：“啊！燕子！燕子！”母亲万分惊喜，连忙把卢作孚拉到身边，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

听他都能流利作答，母亲不禁喜极而泣。

两年的“哑童”生涯，对卢作孚的性格显然也是一种锤炼，使他更有韧性，更经得起逆境的考验。

刚从小学毕业一年半的卢作孚，就这样奇迹般地教起了中学生。

那时，他才16岁！这个奇特的经历，也算是卢作孚最初从事的教育工作吧。

他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非常认真。

无论学生什么时候来找他，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学的书籍，投入讲课。

私人授课的实践，使他对自己的成长充满信心。

这一期间，他总结了自学和授课的经验，居然编写了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以“卢思”为笔名。

他的自学，一方面是为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也有很清晰的努力方向。

那时各省每年都有官费留学名额，贫寒子弟一旦考取官费生，就可获得难得的留学机会，学成后回国报效社会。

近现代史上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唐绍仪、詹天佑、翁文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都是清末的官费留学生。

卢作孚对于留学满怀憧憬，到了民国初年的1912年，在几位归国留学生朋友的鼓励下，他又在成都报考了刚刚建立的清华学堂可是这一年，清华学堂在成都不设考场，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

于是他急忙徒步赶回家乡，筹集学费。

不料，当他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却被告知，去汉口的客船“蜀通”轮已于当天早上拔锚开走了。

这一次的“误船”，使卢作孚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否则他很可能如愿进入清华学堂，最终成为一位科学家或外交家。

自此，他彻底放弃了留学的打算。

因为交通不便而痛失良机，无疑对卢作孚的思想触动甚大，据说，他后来决心从航运业入手开展“实业救国”，这件事是一个原始动因。

1910年起，卢作孚的求知范围，又扩展到更广的领域，在他读过的书籍里，当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他的影响最大。

这是一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译著，是一声唤起了千万青年的警世钟！【1912年，当时为湖南省高等中学学生的毛泽东，同样是为寻求救国之路，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发愤阅读了大批启蒙译著，其中就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就在1910这一年里，卢作孚还接触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

卢作孚极为赞同“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山先生的主张是推翻腐朽王朝、反抗列强侵略的唯一路径。

在辛亥前一年，未满18岁的卢作孚，加入了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

这样一个机缘，是时代的需要与个人选择的契合。

卢作孚从此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信仰者，他非常推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建国思想，将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后来他用自己毕生的实践，拓宽和延展了孙中山的道路，并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一位“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先驱。

他完全清楚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他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是为全中国人建设一种公共理想”当年10月10日，大转折终于来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亚洲的第一场共和运动、中国的民众革命大潮，就此澎湃而起！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给真正的革命党人带来一场灾难。

在巨变时刻，怀抱各种私利“咸与维新”的投机人物，一旦尘埃落定，为争权夺利，就不惜将真正的革命党人打入血泊之中。

革命之后，为何形势反而逆转？革命的成果是如何丧失的？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希望何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峡谷，遍地矿藏，风景绝佳。

可是一直没有开发过，沿江唯有土匪横行。

对合川人来说，这是守着金山受穷。

在这里，他显示出了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清晰的思路。

随后，他便和友人黄云龙一道去了重庆，把长江上游所有的轮船公司统统调查了一遍。

结论令他们触目惊心：长江上游的航道，几乎全被太古、怡和、日清等英商、日商轮船公司控制，中国的轮船虽有20多艘，但是分属于20多家轮船公司，几乎全是“一船一公司”，实力单薄，在外轮公司的挤压下朝不保夕。

卢作孚拿出了他的方案——短途航线，占领空白。

他看到，从重庆到合川之间，至今没有通航，这是空白一；所有的轮船公司都以货运为主，因为赚钱多；客运只是附带，且航班多不定期，这是空白二；所有的航运公司都是单一事业，都只为了赚钱，没有谁把宗旨定为便利民众、造福地方的，这是空白三。

有了这样清晰的分析，未来公司的生存空间一下就无限扩大了。

32岁的卢作孚，就这样赤手空拳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实业救国”。

上海之行，是卢作孚和黄云龙两人一起去，可是筹备处无力负担两人的旅费。

卢作孚只得向人告贷300元，陈伯遵又垫出了200元，这才得以动身。

到上海后，卢作孚一口气联系了九个造船厂。

他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与最终确定了由合兴造船厂来做，制造一艘长22.86米、宽4.27米、深1.52米，载重70吨，吃水较浅、马力较大的客运小轮船。

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最后议妥为3.5万元。

这个数，大大超过了公司股本的总额2万元。

不仅如此，棘手的事情还有，由于多数股东对造船持观望态度，迟迟不愿意交付股金，已收上来的股金仅有8000元。

而且这8000元不能全部投入造船，因为此行卢作孚还要为筹办中的合川电厂购买柴油引擎和发电机，须花费5000多元，这样就只余下2000多元的经费了。

这个造船合同，签还是不签？不签，造船办航运就会在保守士绅那儿成为笑柄，信用丧失殆尽；签了，资金缺口如何解决，存在着相当的风险。

卢作孚几乎无回旋余地。

卢作孚自己说，他这时候“只好惹祸订约”，先交了2000元定金，签好造船合同，然后赶回合川，争取说服股东增加股份额，并交足股金，再付造船的余款。

这是他一生中很少有的绝地一搏，看似冒险，实际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

如果退了，那他卢作孚今后就不要想再在合川做什么事了，实业救国也将渺茫无期。

而现在迎难而上，总算争取到有了实物：一条船。

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湖北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

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

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

1938年秋，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

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

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宜昌。

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断敌路的做法。

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日救亡。

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

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

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

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

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