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历史真面目(上:取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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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历史真面目(上:取天下篇)
“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东汉十二帝,除献帝刘协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阳附近。邙山,是秦岭—崤山山脉的余脉,北临黄河,南俯洛阳,可谓风水宝地。其间丘冢遍地,墓碑林立。东汉帝陵向来有“北五南六”之说,邙山上的五座东汉帝陵之中,就包括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原陵。沧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却以厚重儒雅之姿,悬布在历史的星空中。东汉是独立的王朝,又是西汉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复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见。西周之后有东周,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复活前朝,又能发扬光大者,唯有东汉。人心思汉。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在居摄三年(8 年)寿终正寝。继立的新莽政权,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经习惯了大一统秩序的中国大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为争夺粮食、地盘和控制权而厮杀角逐。共同的敌人——王莽倒下之后,哪个集团能够平定天下,谁将成为中国大地的新统治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命题。这个命题的最终答案还没有揭晓,但是答案的选择范围似乎已经划定。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刘氏汉朝的眷恋,形成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
以刘氏子弟的名义,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容易得人心、聚人力。因此,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武装集团,其名义上的首领人物往往是刘氏宗室成员;非刘氏宗室者,要么诈称是刘氏子弟,要么以“辅汉”为口号,就连赤眉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找了一个刘姓放牛娃当天子。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政权的一些基本属性大致确定,即国号应该为“汉”,皇帝应该姓“刘”。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地位并不显赫。据史书记载,年轻时的刘秀谨厚柔和,勤于农事,做过贩卖粮食之类的小生意。他曾经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只能略通大义。他曾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汉代的高级官员,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京城警备巡防。阴丽华是南阳有名的美女。当一名威武风光的二千石官员,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这大概就是青年刘秀的人生理想。地皇三年(22 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队伍。第二年,族兄刘玄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登基称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
军。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当时,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领数十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昆阳。大敌当前,众寡悬殊,诸将只想退避自保。刘秀说服众将,坚守昆阳,阻击莽军。他带十三名骑兵冲出重围,就近征调援兵,随后亲率三千猛士冲击敌阵,里应外合,大获全胜。昆阳之战,刘秀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铫期、王霸等将领,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刘秀的忠实追随者。《历代画像传》中的“大树将军”冯异。冯异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战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分析道: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使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在力量对比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已迁都洛阳,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进入长安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
凯说:更始帝刘玄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这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代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长安一直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刘玄既然以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权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心思汉”的时代背景下,以长安作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声势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抚敌纳降。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王业之基。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东汉末的政论家蔡邕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意思是说,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内的河北地区,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绍、曹操,都因为据有河北,先后成为汉末乱局中的巨擘,演绎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其实,这个规律的最早实践者,乃是光武帝刘秀。地皇四年(23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
河北。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地位远在执金吾之上;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有临事制宜、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初“仕宦当作执金吾”的事业追求了,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火洗礼,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在此之前,刘縯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城府颇深的刘秀使出韬晦之策,方得保身。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刘秀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寒冷肃杀的冬天,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正在蛰伏。最初,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王郎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缉拿刘秀。刘秀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郭圣通是刘秀的第二个妻子。前此一年,刘秀已经娶心仪已久的南阳美女阴丽华为妻。从史料记载来看,刘秀对郭氏的感情始终不如对阴氏。前者是政治联姻,后者则是真情契合。作为政治联姻的继续,刘秀称帝之后,郭氏被立为皇后,儿子刘强被立为太子。统一大业完成之后,郭氏被废黜,阴氏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后。两年之后,刘强失去了太子位,取而代之的刘庄正是阴氏之子。在河北,刘秀还得到了渔阳、上谷两郡势力的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扎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
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更始二年(24 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刘秀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称帝千秋台。25 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仪仗器具、祭祀礼仪之类,全部从简。《后汉书·光武帝纪》: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秀登基祝文里的“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25 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于刘秀。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长安有刘玄,弘农有赤眉军的刘盆子,睢阳有刘永,益州有公孙述,远在安定的上将军卢芳,也被匈奴人称为“汉帝”。鹿死谁手,尚属未知。光武帝刘秀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又一次大放异彩。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看,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25 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
刘秀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入了长安。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其后数年,盘踞关东的睢阳刘永、东海董宪、齐地张步、庐江李宪、荆州秦丰等割据势力被一一翦除;彭宠、苏茂、邓奉等叛乱武装被消灭;五校、尤来、青犊等农民军也被击败降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评价:赤眉军一度势力大盛,推翻了绿林统治的政权,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但是赤眉军的势力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最终被迫退出了关中地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赤眉军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确立起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
目标。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只注重眼前的攻城略地,最后导致物资供应匮乏,被迫退出关中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秀的军队,刘秀军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刘秀步步为营,在所征服之地建立新的秩序,使自己拥有稳固的后方,为最终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定都洛阳。洛阳,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建武元年(25 年)十月,光武帝刘秀率领部众,
浩浩荡荡地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直到初平元年(190 年),军阀董卓劫走少帝,火烧洛阳。因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上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光武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刘秀定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光武帝刘秀从南阳起兵,又以河北为根据地,定都中土洛阳,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利于平定东方的敌对势力。后来的平乱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周、秦、汉、唐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洛阳即便不是都城,也是地位仅次于都城的战略重镇。新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谶语颇为流行,王莽就曾经派人按照京城格局营造洛阳,为迁都做准备。东汉定都洛阳,也有顺应人心和“天命”的考虑。东汉定都洛阳,使中国政治中心完成了由关中地区向河洛地区的转移。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由东西对峙逐渐转变为南北轴心。刘秀能够建立东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创业过程来看,仍然相当艰难。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大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评价:王莽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不符合社会实际,
不仅没能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光武帝刘秀顺应民心思汉的社会潮流,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成功地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