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特点比较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特点比较不同文化影响行为人形成不同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系统探讨了中西文化背景下人际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不同特点，得出中国个人关系网络具有规模小、关联紧密特点，内嵌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成员间信任度高、相互可达的资源同质性高、数量少的特点。

西方的个人关系网络具有规模较大、关联松散特点，内嵌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成员间信任度低、相互可达的资源异质性高、数量相对多的特点。

关键词：中西文化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强调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狭窄的亲缘型强信任限制了中国企业的扩张发展。

成良斌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将影响社会资本。

国外学者在对我国背景下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进行研究时，也将中国文化特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外文献对中国关系一词的翻译用音译“guanxi”或“kuanxi”，就是因为注意到了关系一词与表达关系的英文词（relationship，personal network，connection，contact，tie ）无法从词义外延上对应一致。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社交活动，决定了中国人建立的社会网络有着不同于西方人的特质。

从现有文献看，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研究较少，多是从文化的某一方面的特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做零散的分析，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作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不同文化下形成的社会资本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一点已成为中西理论界共识，但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历来都存在争议，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综合来看，主流观点认可，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西方文化是普遍主义，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是情感主义、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

基于中国文化建立起来的行为价值取向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他人取向。

中国人际关系是基于家族主义、儒家伦理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西方人际关系是基于个人主义、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团体格局”。

中国人际关系内涵不同于西方的人情、面子、报、缘等四个重要元素。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特点文化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不同文化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互动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特点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同关系网络结构决定了嵌入其中的不同社会资本性质。

（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ic）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无法用抽象、正式的理性思维来处理人际关系，不善于建立大型科层制组织。

中国的特殊主义文化可用8个字来形容：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即特殊主义文化传统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人人都特殊，即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需区别对待。

西方普遍主义文化决定了西方的社会资本是普遍主义信任，即具有较大范围的弱信任。

中国特殊主义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社会资本是特殊主义信任，即具有较小范围的强信任。

西方学者韦伯认为（Weber），中国的信任是建立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的，是一种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对于家族以外其他人即“外人”，普遍不信任。

福山（Fukuyama）也认为，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或亲属以外的人。

西方普遍主义信任是基于契约的理性主义信任，通过身份建立起来的信任度要高于通过制度建立起来的信任，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任强度要大于西方人，而信任半径则小于西方。

信任半径的大小决定了关系网络的规模，信任强度决定了网络的紧密度和稳定度。

因此普遍主义文化下的关系网络规模较大，网络紧密度和稳定度较低，特殊主义文化下的关系网络规模较小，但网络紧密度和稳定度较高。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中国的集体主义特点是社会成员重情讲义，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信用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决定了个人间的人际交往行为是基于理性主义的、重利轻义的个人合作，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决定了个人间的合作是以集体为本位的、重义轻利、情感主义的个人合作，其特点是人际关系的亲密和稳固。

中国文化是否为集体主义，文化理论界一直看法不一，本文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集体主义性质，但并不是广泛性的集体主义，而是小范围型的集体主义，比如中国人的“窝里斗”（in-group conflict）现象，其实中国人的“窝里斗”现象并不是坚持中国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解释的那样，即纯个人利益的争斗，而是小群体间“拉帮结派”的派系争斗。

中国的小集体主义文化（介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关系网络规模较小，网络紧密度较高的网络特点。

由于经济依存性伙伴关系要比情感依存性伙伴关系易建立，因此西方基于理性上的平等合作决定了其关系网络规模较大，成员异质度较高。

（三）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旨在自我意识中构建一种抽象的理念世界，以抽象的主观规律来作为世界的本质，进而达到对世界的理性异化。

而中国传统的情感主义文化常用来形容过分依赖或强调情感价值的倾向。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决定了西方人际行为强调正式制度（契约）的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以计算性信任为基础的互惠行为。

中国情感主义文化强调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或近家庭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以认同性信任为基础的互惠行为，这种以身份建立的信任导致对个人的信任（身份信任）要高于对组织的信任（契约信任），体现为员工对个人权威的信任要强于对组织的信任。

互惠对等性和程度越高，形成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紧密度越高，西方基于计算性信任的互惠对等性高、程度低，决定了其社会网络规模较大，成员异质度较高，紧密度低。

中国以认同性信任为基础的互惠则由于认同过程较长，认同身份较难建立，但一旦建立则关系比较稳固，因而中国的关系网络规模较小，异质度较低，紧密度较高。

由于正式制度越健全、越公正、越公平，其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异质度和稳定度越高，西方社会建立的较完善的各种经济契约有利于人们之间的行为预期，因而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高异质度、高稳定性的关系网络。

（四）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西方罪感文化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对自己的良心交代，罪恶感来自于个体对内标准的参照，这决定了西方个人行为取决于内心设定标准，西方人的行为表现为个人主义特征。

中国耻感文化指个体行为能不能合乎社会标准，羞耻感来自于个体对外标准的参照，行为的他人取向，这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注重面子，对方给自己面子而产生人情，人情产生回报的行为过程，这构成了中国人际关系中人情、面子、报恩的独特元素，在中国人情关系中报大于施，报恩的不平衡性造成互惠行为的持续性，持续性的互惠行为产生了较为稳定性的关系网络。

在人情与面子的互动中，趋同性的人更会给予对方面子，这形成了人以群分的同质交往圈，导致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具有同质性、稳定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文化下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具有规模小、关联紧密、稳定性高、成员同质性高的特点，内嵌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成员间信任度高、相互可达的资源同质性高、数量少的特点。

西方文化下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具有规模较大、关联松散、稳定性差、成员间异质高的特点，内嵌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成员间信任度低、相互可达的资源异质性高、数量相对多的特点。

结论西方文化决定了西方关系网络较大的规模、较高的异质性，其较为松散的关系网络有利于探索式学习（追求不具有的新知识），进行知识根本性的创新，但不利于开发性学习（提炼和深化企业现存知识），进行渐进式知识创新。

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关系网络较小的规模，较低的异质性，较高的稳定性，这种网络结构有利于组织开发式学习，进行渐进式知识创新，但由于紧密网络的“信息锁定效应”，不利于吸收新知识，限制了其探索式学习能力，阻止了知识根本性创新。

因此两种文化下形成的关系网络各有利弊，但也不是绝对的，两种非正式网络的缺点可以通过正式组织结构弥补其不足，如西方关系网络通过建立鼓励团队作用的组织机制弥补其非正式网络的松散性，中国关系网络可以通过鼓励员工参与跨企业培训，组织企业联盟间人员交流，鼓励跨部门员工活动等正式组织机制弥补其网络较小、人员同质的不足。

在提倡技术创新的今天，可以看到中华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利和弊，中华文化影响自发形成的个人社会资本具有有利于开发性学习的一面，这利于对现有知识的挖潜进行应用性研究的技术创新的一面，但也应看到其不利于探索式学习进行基础性研究科技创新的一面。

基于此，我国企业应主动通过自觉行为在各组织内通过建立有利于改造关系网络规模较小、成员异质性低的激励性制度，比如鼓励组织成员多与组织外部成员交流、开展同类组织或不同类组织间知识联盟合作，帮助组织成员通过积极的外部互动桥架起异质性社会资本，促进自发形成的关系网络不至于过于封闭，同时鼓励组织成员内部互动交流，在组织内部形成相对稳定关联紧密的团队网络，从而形成有利于两种学习方式的关系网络。

参考文献：1. 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Hamish.19952.成良斌.文化传统、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J].中国软科学，2006，11:120-1253.董雅丽，杨魁.关系文化与关系营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4.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纪延光（1965-），男，江苏连云港人，研究员，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聂锐（1958-），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