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及其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谈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及其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个体逍遥的心灵境界，一是对世俗政治、教化的批判，一是个体生命在世俗世界中的融合。通过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庄子》，并能透过《庄子》来反观当下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个体所面临的生命困境，然后依循、借鉴《庄子》中的人生智慧，在当下社会中走出合理的人生之路。

标签：庄子；人生；处世；生命；当代

《庄子》的人生与处世哲学涵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养功夫来实现心灵世界的逍遥，从而与天地冥合为一；一是通过对仁义教化和腐朽政治的批判与抛弃，来说明“有为”对人生命的戕害；一是通过对现实生命、朋友交往、世俗生活的安时处顺、莫逆于心、不谴是非，来完成理想与现实的融合。

一、逍遥的心灵境界

在庄子看来，人性应当是自然无为的，所谓“性者，生之质也”（《庚桑楚》）。人先天所具有的即是人的本性，《马蹄》篇认为：“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但是人一旦进入到社会，和外物有所接触，就极易受到外物的影响，人的自然本性就会受到斫伤，“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趣舍滑心”、“物相刃相靡”等都可使人“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则阳》）诚然，庄子对外物的否定过于绝对化，但庄子并不否定外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齐物论》中，庄子肯定了万物的存在。庄子的抛离外物是针对外物对人性、人心的影响而言的，庄子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

庄子眼见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指出人之本性、人被物奴役的同时，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才能不陷入物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朴，即回归本真的自然之性——这就是通过“心斋”与“坐忘的修养功夫，使心灵达到逍遥自在之至高境界。这种心灵境界无待于外物，而是通过内心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间世》），使人的心志专一、虚静无虑，此即为“心斋”。“心斋”需以“坐忘”并行。“坐忘”便是要让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心斋”与“坐忘”的核心在于“心”。庄子之“心”观可分为两层含义：其一为“机心”，即心的思虑、谋划功能；其一为“无心”，即“心”的无知无欲的超然状态。庄子对“机心”是持否定态度的，“心斋”与“坐忘”的过程就是由“机心”到“无心”的过程。庄子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在“心斋”与“坐忘”的共同作用下，人将进入无知无欲、无念无我的超然状

态，《齐物论》中称之为“吾丧我”。陈鼓应指出：“人世上，一切的是非争论都由偏执的我见产生。‘丧我’便是摒弃偏执的我。‘吾’乃是开放性的、本真的自我。摒除了偏见与独断之后所呈现的真我，才能从狭窄的局限性中提升出来。”[1]210在这种“吾丧我”的超然状态下，人的精神纯白而安定，从而进入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此一境界便是逍遥游（简称为逍遥）。逍遥游的境界是广阔无涯、无边无际的，《逍遥游》篇开始便说大鹏展翅高飞，其意在于告诉人们“开放的心灵，须有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来培养；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可以舒展一个辽远的心灵视野。”[1]202心灵一旦开放，则俗世间的外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欺瞒等等能够伤害人之本性的东西全然不存于心，则人的精神便得自由与解放。庄子的“无心”还有另一名称，即“神”。“夫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天地》），能够“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天道》）。“抱神”、“神未尝有所困”就是使精神宁定而不受困于外物与机心。因其“神”（“无心”）关键地位，故而进入逍遥境界的人，可称之“神人”。《逍遥游》中谓“神人”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伤之，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神人”不受俗世的浸染、不受外物的伤害，精神处于至高的逍遥境界，形体冰洁而完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庄子认为人之本性自然无为，所以“神人”就其最初的产生来说则是先天的，但是庄子将“神人”作为逍遥境界的主人，其最终目的是告诉世人：成为“神人”，达到心灵的虚静逍遥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即人生而为人就应该秉持着先天的自然之性来生活。对于世人来说，在丢失了先天本性之后，则只能通过抛弃外物、凭借内心的修养来完成。当“坐忘”与“心斋”使人达于大道之后，天人便可合一，宇宙即我，我即宇宙。

二、对仁义礼教与腐朽政治的批判

如果说外物使人性堕落，属于物之层面的话，那么仁义礼教的兴起亦容易使人性堕落，属于人伦与社会政治之层面。在道家看来仁义礼教的兴起非是正途，“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骈拇》）况且当仁义与政治结合而被当权者利用后，仁义便极易沦为纯粹的教化工具。面對以仁义为主的伦理教化和当时腐朽黑暗的政治统治，庄子及其后学予以无情的鞭挞。①在《马蹄》篇中，处于“至德之世”的人们并不知道君子、小人之分，没有智巧之心亦无贪欲之心，完全是朴素之民，而“及至圣人，蹩■为仁，■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仁义礼乐的创设本是在于引导教化人们，使社会向着合理有秩序的方面发展。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人们“争归于利，不可止也”。在《■箧》篇中甚至有“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惊世奇言。庄子和他的弟子们为何要如此反对仁义礼乐以及他们的倡导者“圣人”呢？这是由于仁义礼乐非道家之“道”，非是“自然”，而是“有为”，这种“有为”容易让人争名逐利，虚伪造作便由此而生，进而丧失掉人的自然本性；而战国中后期是一个由统治者相继炮制悲剧的时代，各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田成子之流不但窃国己有，连仁义也一并窃去，这种窃国的大盗假借仁义之名行不义之事却又安然无恙《■篋》，此种名实分离的社会现实让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悲愤不已。庄子及其弟子对仁义礼乐以及圣人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一切“有为”以及腐朽政治戕害人性、人心的控诉。无为而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