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继高度评价法治的价值，强调“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之后，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阐述了法治的内涵。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指出，服从良法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乐于服从最好而又最可能制定出来的法律，其二是宁愿服从绝对良好的法律。绝对良好的法律，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不可能完全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会情势的变更很多时候也绝非法律所能预测。因此，只能服从最好而又最可能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而这种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其实就是符合正宗政体的正义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制定，因此，符合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不合乎正义。至于何谓正宗政体、变态政体，用亚氏的说法，“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政体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些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按照上述标准，政体大体可分为六种，其中有王制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等正宗政体，与之相对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指依良法而治，自然不包括依恶法而治。他简单地将良法的判断标准与政体等同，认为凡是正宗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良法，凡是变态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不合乎正义。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法律总是和相应国家的政体相适应，是根据政体制定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变态政体（如寡头政体）能制定出全面保护人民自由的法律。但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颇值得商榷。因为政体的良好并不必然决定其制定出来都是良善之法。换言之，法律是否良善，其决定因素或判断标准并不局限于政体一端，物质生活条件、人口环境以及特定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正义观等都会对法之良善产生影响。此外，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内涵的解释，还牵涉到另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即一个公民面对国家制定的“恶法”（何谓恶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价值评判标准，一般认为违反基本人权的法律即属恶法）时，应该如何行动。对此，法学家、思想家们争论了上千年，它不仅牵涉到国家与公民的权力义务关系，而且不断拷问并冲撞着何谓法律、何谓正义、何谓自由等基本范畴的内涵。现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应该尊重法律，合乎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应获得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法律规定违背了基本人权，公民就可以不遵守这类法律。进而，法是否因其恶法而不予尊重，也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否定法律的正义价值，单纯强调法的形式，将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可能重蹈纳粹的覆辙；但一味强调法律的价值，按照单一标准评价法律的善恶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正义本身就是一个人人各有想法的东西。过分强调单一价值，将导致法律稳定性的丧失，法律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社会规范的作用。

合乎道的正义性

法律不是挡箭牌？后果堪忧

这席话让社会公众有些错愕，作为法律人，其实，早就熟悉并习惯这种思维。仔细看她的

回答，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推测只要有些人心存恶意，那么即使形式上合法，法律一样不能保护他。熟悉法律的人可能认为这个逻辑是错的。毕竟现代法律强调违法是需要有行为的，而不再有腹诽罪！然后，类似以诛心而定罪的，又见诸媒体的，又岂少哉！

此事仍值得细究。当记者问拿出违反哪条法律，姜瑜是拿不出来的。我国虽然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仍有一些法律空白地带，譬如新闻法。姜瑜提到的是采访规定，哪一级的规定，规定没有上位法的依据？没有新闻法，何来采访需申请规定的合法性？如果依照规定治国，那么宪法上依法治国如何落实？规定的制定依据，制定程序，公示如何能替代法律？以动机来排斥法律的保护，凸显了法律的不客观性。如陈有西的文章提到：“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理论上如此，法律当然该如此，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执法上，法律是否有一个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机构在执行？如果法律仍是韩非子的法家之治，那么，法律即使本身字面公正，但执法时仍可以三六九等、诛心腹诽，这时候的法律是工具，刀把子，失去客观公正，当然就不是挡箭牌，法律可以变通、拐弯打击人。

一旦法律在执行中成了工具，失去其中立、公正性。那么，操控的结果是，法律再也没有人信任，更别说神圣了。雅典的柏里克利说，我像一堵墙，挡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一旦法律失去被中立客观，墙就垮了，那么富人可以对穷人下手，强人可以对平民下手。如征地，强拆，无不是法律失去公正性的结果。丛林法则，今天你有力你可以快意人生，明日你失势，别人可以对你以牙还牙，这个社会再也不会和谐，犯罪将会日渐猖獗。因为，人们心中已无法律。缺乏软实力的社会是可怕的，毕竟硬实力的成本太高，警察不可能无处不在。

转型时期，本来立法权掌握在执法者手中，立法者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权来制定偏好自己的法律，然后，一旦制定了，就该严格执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香港没有普选，然后，法立好，执行也相当好。绝大多数人会认为香港是法治社会。而我国，宪法写入依法治国，平心而论，恐怕没多少法律人会认为目前状况不错。目前最大的问题，出在执法上。当然，问题的根子在把国家、法律当作工具，而非视其为自有生命。

法律缺乏客观、中立，社会上再也不会有明确安全的边界，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法律之下的自由？都由执法者说了算，人人自危，为了安全都会去找保护神，为了利用这个可以扭曲的法律，也会去找大力神，官员的贪腐随之而来。当然，很多情况下，保护神也会因为诸神之争中失利，而落入凡尘，即使无辜，法律一样保护不了他。民间称之为报应。其实，哪里是报应，要是真有报应，为什么不现世报呢？

法律本该健康出生，自由活着、自我做主的，犹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焉。在现代除魅之前，统治者的法律是借天的旨意来下达。而现代社会的天，就是民众。统治的合法性再也不是打天下，而是民众授权立法的法治。一旦毁坏法律，等于是毁坏自己的合法性。

如同伯利克里一样，本来，法律应像一堵墙（挡箭牌），挡在富人、穷人之间，也挡在官员、民众之间，最矛盾、最纠结的东西都会通过这堵墙而和平解决。一旦法律先天畸形，后天又被剥夺自由，状如工具，高墙倒塌，覆巢之下无完卵，最终受伤的，未必全是弱者！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置于法律的羽翼之下，无处不受它的庇佑和呵护。如果说世上真的有神灵，那么法律就应该是人类的正义之神。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