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与文化

贾玉新（1997: 283-284）认为： Grice的理 论把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扩展到单句层次以外 的会话活动方面，因此使言语活动与社会情 景相连接，所以他的成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 义。 然而，由于其一系列准则是以西方文化的价 值观为基础，以西方通行的言语交际模式为 标准，因此很多学者都质疑合作原则的普遍 适用性。 他还认为：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是否或 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社团或社会史值 得商榷的，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在多 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不同文化；
3、语用规约的社会文化性
1）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 候保持沉默，都受制于各自不同的规约。 如：在英语国家，只要听清楚了对方的提问， 就必须予以回答，即使回答的文不对题也比不 回答好，否则就是严重的失礼。然而，在中国 文化环境中，时常允许保持沉默，一般认为这 比回答不妥使自己丢脸或让对方难堪要好得多。 有些文化（如美国文化）更注重言谈，交往时 主要依靠言谈，说话的时候比较多。有的，文 化则“少言寡语”，如在北欧的芬兰，似乎不 鼓励人们在公开场合与陌生人交谈。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交际者总是根据各自 文化的规约采用一定的说话方式（means of speaking)，也就是说起言语行为要受到规约 的支配与制约。 因此，我们在比较文化在言语交际中的差异 的时候，不仅仅是从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 来比较，更重要的是要从语言的使用方式来 进行区分。
一、语用规约上的差异 1、语用规约的定义
语用与文化
费孝通（1985：76）说过下面一段话：
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 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一举手，一 投足，看着那样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实上 却全没有任意之处，可说是都受着一套从小潜 移默化中得到的价值体系所控制。在什么场合 之下，应当怎样举止，文化替我们早就安排好， 不必我们临时考虑，犹豫取决的。愈是基本的 价值，我们就愈不假思索。行为时最不经意的， 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体现。 节选自：费孝通，1985，《美国与美国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文化还制约着言谈是话语量的大小。
比如：中国人请客吃饭，主人往往要再三劝说 客人多吃多喝，只有在客人多次谢绝后，主人 才会罢休。然而在英语国家，这样的话主人最 多只会说上两次。（Thomas,1983) 说话量的差异还反映在亚文化之间。如：中国， 北方人似乎更为健谈，更喜欢和人“侃”，谈 起来话也比较多，就是和陌生人也不例外。这 点，和南方人就相差很大。
此外，格莱斯的 “质量准则”也不适合于很多的社 团和社会。Dodd(2006:92-93)认为集体主义价值取 向文化的人比个体主义价值取向文化的人更倾向于 间接表达。 (引自Dodd, H. C. 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5th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 因此，东方人很少直接、明确地拒绝别人的要求,常 用一些措词含糊的话来应付,这很容易让言谈直率的 西方人产生误解。根据帕克（Park,1979:88）的调 查，韩国人在做否定回答时，不会直接说“不”、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或“我不能这样做”之类的 话，而更喜欢说“我原则上同意你的看法”或“我 很同情你”等等。
Hofstede(1984)中指出：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 们思想与行为的集体性程序（collective programming)，正是这种集体程序使某一人 群程度不同地有别于其他人群。
节选自：Hofstde, G. 1984. Cultural dimension i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anuary, 81-98.
语用规约是不成文的语言使用法则，是一个社 会或群体共享知识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语用 信息的内在化、模块化，因受到社会制度、社 会心理、文化价值观、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 的影响和作用，语用规约的差异也就成了文化 差异的反映和折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用 规约实际上就是文化规约，是特定文化群体成 员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是他们构建文化 身份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群体成员的可利用的主 要资源之一。（节选自：许力生，2006.语言研 究的跨文化视野。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P.56）
许力生（2006：71）认为：格莱斯的合作原 则将语境因素都排除在外，原则中所包括的 各项准则都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 这一有关人类或作行为的普遍原则其实基本 上是西方的，甚至只是英美的。 钱冠连（1997：167-174）在论述汉语语用状 况时所说，实际生活中不遵守合作原则的交 谈是大量存在的，他进而认为，许多言语交 谈的例子可以证明，合作不必是原则，即彻 底地否定了合作原则,然后提出应以目的—意 图原则(goal-intention principle)来统领所有 语用策略。（引自：钱冠连，1997.《汉语文 化语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再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人认为，对初次认识的 人不可随便打听起家庭成员的情况；而墨西哥 人则认为这样做很正常，否则怎么能促进相互 了解。
3）在说话的方式上，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 更值得我们注意。
比如：日本人倾向于用较为间接的方式，进入 正题前常常要寒暄一番，说些似乎不太相干的 话，谈话中比较迁就对方，很少正面顶撞；相 反，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直接而明确地表述 自己的想法。此外，西方人一般先表明自己的 主张，然后陈述理由；而日本却常常先说一通 理由，最后才说出自己的主张。
同样格莱斯的数量准则也不适用于东亚（如 中国）和南亚（如印度）的部分国家。如： 根据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我国属于高语境 国家，因此言语行为对环境有高度的依赖性， “意会”是人们信息解码的重要手段，因此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格莱斯的数量准则 是背道而驰的。另外根据海姆斯的调查，印 度南部的一个社团把产生极少量的言语视作 美德，人们在交谈时既不合作也不竞争，人 到四十岁就几乎停止了谈话。与之相反，美 国人却把“夸夸其谈”当作很大的乐趣，把 言语能力缺乏看作是无能的表现。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化局限性
谈论跨文化语用学免不了要接触前人的语用学研究 成果,不知不觉把话题“聚焦”到语用原则问题。我 们发现,人们围绕语用原则这一最关键、最核心的研 究课题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格赖斯 (Grice,1967; Cole &Mogan, 1975)提出了合作原则 及体现这一原则的四个准则;利奇(Leech,1983)发现 人们往往出于礼貌而不得不违反这些准则,因此详述 礼貌原则(principle of politeness),斯波伯和威尔 (Sperber&Wilson,1986)对合作原则提出了比较尖锐 的质疑,并提出以关联原则来取代合作原则。
2、学者们的评价 有学者(Levinson, 1983: 102)认为合作原则理 论只是空想,仅仅“描述了哲学家的天 堂”,“实际上没有人总是这样讲话”。（引自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何兆熊（1999：155）认为以上四条准则中前 三条是处理人们在交谈时“说什么”的问题, 第四条是处理“怎么说”的问题。遵守所有 这些准则,人们就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最高的 效率进行交际。（引自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 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如：住在帝汶岛的罗蒂人（Roti)视说话为人生 的最大快乐之一。他们不仅是闲聊，而且经常 吵架、争论、卖弄说话技巧，他们的社会交往 至始至终都背谈话“塞的满满的”。 而根据（Scollon)的调查，北美的阿萨巴斯卡人 认为跟陌生人说话时不得体的。他们觉得只有 在认识之后才可以与人交谈。 沉默的不同含义：根据传统，西方人推崇雄辩， 对说话和说话的能力特别看重，对沉默持相对 否定的态度。然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和 日本人）总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说法。
2）说话的内容、话题也受到各自文化的规定 和制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
如：西方文化通常允许人们随意谈论天气、工 作、业余爱好、地方和全国性事件；而较少谈 论各自的年龄、收入、政治态度、宗教信仰、 婚姻状况等。（节选自：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4(2): 91-112.) 又如：英语国家的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公开地 谈论女性的身孕，甚至怀孕女性也会向异性直 言其事；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就不太合适了， 不可随便和人（尤其是异性）议论此类事情。 （节选自：顾曰国，1992. “礼貌、语用与文 化”，《外语教学与研究》4：10-17
Grice,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P, 1975. 41-58.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3、局限性的具体体现 就“数量准则”而言，它可能因情境和文化 的不同而迥异。基南（E. Keenan，1976）在 对马尔加什(Malagasy)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考 察后，就认为格莱斯的数量准则不适用于那 里的社会。因为那里的人们把信息当做珍贵 之物，对其垄断越多，就越享有众望。因此 人们常常为享受威严而对新的信息秘而不宣。 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数量的准则,然而在他们 的文化里,违反数量的准则并不总会产生会话 含意。（转引自许力生，2006：68）
2、语用规约的内容： Hymes (1972)指出：为了正确而恰当的运用语 言去进行交际，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 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说的时候说什么， 对谁说，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 说。” （节选自：Hymes, D. 1972.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J.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m, 269-293.
1、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的介绍 美国哲学家格莱斯（H. P. Grice）提出，和从事其 他的社会活动一样，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 间遵循着合作的原则，交际过程中说的话要符合交 际的目标或方向。这种合作使交际能够持续进行， 否则就会导致交际中断。 合作原则包括以下4条准则(Maxim): 1）、数量准则: (quantity maxim) a.所说的达到现时交际目的所要求 的详尽程度； b.不要使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2）、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a.不说自己认为不 真实的话；b.不说自己认为没有足够证据的话；3）、 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 说话要相关、贴切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a.避免含糊其辞； b.避免歧义；c.说话要简练；d.说话要有条理。
又比如：北美人习惯于直截了当地拒绝和否定； 而东亚人总是认为此种方式不妥，他们常用不 置可否、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有时甚至空口 允诺或肯定。 根据甘柏兹的调查研究，印度人经常把谈话中 要点之前的句子用强调的口吻说出，然后降低 声音说出要点。例如：在英国希斯罗机场的自 助餐厅，总有顾客觉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的女 雇员很傲慢和固执。原因何在？调查发现，原 来女招待说话的语调和方式与英国人有河大的 差异。当询问顾客所点的菜是否要加肉汁时， 英国女招待会用升调询问“肉汁”，而印、巴 籍女招待则习惯用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