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看庞德的法律思想

从《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看庞德的法律思想
; 罗斯科。

庞德（Roscoe Pound）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毫无疑问地将受到新一代的法学家（Jurists）、法律理论工作者（legal theorists）和社会学家的热烈欢迎。

也许除了此书，庞德所写的其他作品都不能用如此小的篇幅（in one small package）来更好地传达他的整体思想。

庞德在他大量著作中不断陈述的许多基本主题（尽管从不同的角度）都保留在这本小书中。

这些主体是：法律的题材（subject matter）和范围、法律史和比较法、法律的本质、法律和道德、社会法学、法律基本原理、工程理论、社会控制及社会利益的全面评述（survey）。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法学家（Jurist）、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庞德。

确切地说，除了法律方面的学术成就外，庞德在许多其他方面，也学识渊博。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坦言（proclaim），庞德孜孜不倦的学习和阅读视野的广泛，使自己记住庞德“知道”的书目都很累。

庞德所研究的法律如此详尽透彻及范围如此之广泛，以至于，在他去世之时，其出版的文献数量接近一千，其中七百多是书和论文，而这些书和论文中的许多部分都拥有大量的读者。

就像罗斯科·庞德在他的几本书和论文及演讲中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一样，在这篇介绍中，我想简要勾勒楚庞德法律哲学的主要方面，以及，说明他们与《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关系。

I
罗斯科·庞德学术生涯的大量细节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

1870年12月27日，他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边境城市林肯城，内布拉斯加
是当时美国最年轻（newest）的州。

庞德的父亲，斯蒂芬·博斯沃斯·庞德（Stephen Bosworth Pound），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和地区法院的法官。

直到进入拉丁学校（Latin school）前，小（young）庞德一直在家接受他母亲劳拉·比德尔库姆·庞德（Laura Biddlecomb Pound）的教育。

13岁那年，庞德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在那儿，他的专业是植物学，从而在自然科学方面接受了详尽的（through）基础训练（grounding）。

通过他的长久而活跃的职业生涯（career），庞德所给予经验调查的重要性影响了他的法学方法（approach）。

的确，庞德嗜好收集和系统分类，他对法律理论的分类很像一个植物学家对不同植物种类的收集、区分，然后再按目录分类。

这种分类学的方法特别在庞德的《法理学讲义大纲》（outlines of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1903）中特别明显，在这本书里，就像植物的采集和研究一样，它把精密细致的法律术语进行科学的排序。

1888年，庞德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并于次年获得植物学硕士学位。

庞德对法律的着迷（fascination）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虽然这丝毫不令人惊奇。

不过，这件事还是令人感兴趣的，尽管他热爱植物学。

在他上大学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的父亲送他三本有关法律理论的书，这三本书庞德曾反复阅读，它们是：霍兰德（Holland）的《法理学的要素》（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埃默斯（Emos）的法律科学（Science of Law），还有一本就是梅因（Maine）的《古代法》。

这三本书也许鼓舞了庞德认真地从事法律的研究。

但是，在当时，鉴于内布拉斯加大学不提供在法律方面的职业训练，庞德在1889年秋季东进哈佛法学院。

在哈佛法学院，仅呆了一年，他
便离开了，如他所言（put），他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功利主义者”和“一个19世纪英国法律哲学家约翰·奥斯丁的追随者。

”确切说来，纵贯其一生（through his life）（即使他的功利主义不断修正），他都保持着一个社会功利主义者。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部分地避开奥斯丁的知名观点（proposal），此观点认为，法律制裁在主权受到威胁时出现（found）。

相反，对庞德而言，法律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存在（found）于法律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工具必须服务的社会目的（ends）之中。

不过，庞德似乎已保留了奥斯丁的强力（force）是法律的基本要素的观点，就像他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所表述的那样，“可取的是要记住，假如作为社会控制手段（mode）的法律具有强力的所有力量，那么，它也会拥有依靠强力的所有弱点”（p20）。

但庞德又使这种观点被充分理解，即，强力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本身并不是目的。

除了在哈佛集中（intensive）学习的那年之外，庞德再也没有从事（undertook）任何其他形式的法律研究或完成获得法律学位的规定条件。

尽管其法律教育的贫乏，他还是成为所有时代最重要的法学家（legal scholar）之一。

离开哈佛的几年中，他申请（implored）其嘲笑似的称之为“法律修道士”（legal monks）的法学讲师，以补充传统法学研究的题材，包括对法律与社会关系及现代工业化生活中的利益和需要的科学理解。

一离开哈佛，庞德就返回林肯城，取得内布拉斯加律师资格，并且开始在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law firm）实习（apprentice）。

起初，
庞德在众多职业间（between prossions）犹疑不决（wavered a bit），1892年，他建立“内布拉斯加植物学研究会（survery）”并任会长（director），此组织挂靠（affiliation）在一个大学名下，它帮助庞德开展（aunch）了对内布拉斯加的有系统的植物学开发计划。

5年后，庞德完成了《内布拉斯加植物地理》一文（dissertation），这是一篇在美国植物学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文。

他由此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

此学位的要求包括一门选修课和一门专业。

庞德选修了罗马法。

毕业后不久，庞德决定（reslove to）从事法律职业，并且从与其父合作写一些辩护状（brief）和在州及联邦法院辩论上诉（arguing appeals）开始。

1899年，他被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任命为法理学和国家法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尽管主要在包括学术界的行政和教学任务方面庞德花了超过60年时间，但他定期地喜欢在现行（active）法律实践领域作短暂逗留。

这样的间歇期发生在1901年，当时，庞德30岁，他被认命为内布拉斯加州高等法院的上诉委员会（辅助法官）的9名委员之一，目的是迅速处理过多的法律案件。

委员会关于特殊案件的建议书不是肤浅和草率的修辞。

而是在形式上（pro forma）采取法院的司法判决的形式。

当作为委员工作时，庞德在超过200个案件中准备了“建议书”。

1903年，庞德辞去他的司法工作（judicial duties）返回到学术界，成为内布拉斯
加法学院院长。

大约这段时间，他的社会学法学最初的和基本的形式开始系统提出。

很明显地受到庞德“进步地”观点所吸引，西北大学法
学院院长，约翰·H·威格摩尔（John H.Wigmore）于1907年任命他为法学教授，在西北大学仅一小段时间，庞德又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职位，并且，1年之后，埃兹拉·塞耶（Ezra Thayer）院长把他带到（brought）哈佛作为斯托利（Story）法学讲座教授。

1913年，庞德被任命为（made）为普通法卡特（Carter）讲座教授，此职位（title）接近于反映出他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学说。

1936年，他被授予其中的一个新任命的学校职位前，他在哈佛作为院长已工作了20年。

尽管他在1947年也即是他75岁那年形式上退休，但庞德继续大量地出版他的著作直至1964年逝世。

除了这些正常的教学职位外，庞德在耶鲁·戴蒙斯（Yale Dartmouth），哥伦比亚，土伦（Tulane）和北加罗林那等几个大学进行一系列的杰出的访问演讲活动（lectureships），他的许多演讲活动以小册子的形式连续出版——《普通法的精神》（1921），《法哲学导论》（1922），《法律和道德》（1923），《法律史解释》（1923），《美国法形成年代》（1938），《自由的宪法保证的发展》（1957），以及几本其他方面的著作。

事实上，《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四章是庞德1941年在印第安那大学的一系列演讲所构成。

他在美国、英国和大陆国家给律师协会和其他的公众作了许多演讲。

在他生涯中所接受的许多奖励中，庞德从国内外的16所大学中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

然而，他的成功（accomplishments）并不仅限于学术领域。

庞德的非学术方面工作包括了重要的法律方面的实践：英美权利仲裁的国际仲裁员（1926－1927）；行政程序和犯罪调查的顾问，包括克利夫兰
（cleverland）刑事法院的调查顾问（1921－1922）以及波士顿刑事刑事法院的调查的顾问（1926）；胡佛总统的法律观察和实践的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威克沙姆〔Wickersham〕委员会），此委员会是关于国家禁止问题的（1929－1931）；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1938－1946）；以及中国政府司法部顾问，留在南京从事建立法院的任务（194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