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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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翻译时期
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
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
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
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
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
(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
(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
(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
(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总之,翻译时,遇到达五种情况,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
至于道安法师的“三不易”则是指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佛经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令时,不易做到。
第二种情况是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时间相距很远,也不容易做到。
第三种情况是指佛经结集时,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地相互审察、校写,如今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也是件很难的事。
道安提出这三点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从而要求译人尽可能忠于译事。
彦琮——“八备说”
彦琮:(隋朝)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
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
少年时才思敏捷,文笔清新,能洞察幽微。
十四岁受北齐重臣联名邀请为北齐的建立讲大智论。
隋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
用汉文翻出的经书,有二千二百多卷。
勘定了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对后世经典具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一个印度僧人来谒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带回隋国《舍利瑞图经》和《国家详瑞录》,彦琮倾一人之力,独自将他们翻译为梵文,后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
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
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笑厌恶。
(三)“签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虚心好学,不固执己见,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不贪图名利,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入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熟悉文字的使用,保证译文通畅典雅,忠实准确。
玄奘—伟大的翻译家
唐玄奘(唐朝)又名三藏,发现经文有大量的漏洞,想去印度取经,翻译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佛经。
于是拿着钵盂就出发了,从甘肃沿着丝途之路往西走,经过重重边关,几生几死,穿过沙漠往东走。
玄奘法师在艰难困苦中跋涉一年,在公元629年到印度, 开始梵文的学习和佛法的研究,在印度学习13年,成为印度佛界大禅法师,开坛讲经。
取回的经卷707卷,中途遇险丢失50卷,经卷的丢失成了唐玄藏一生的遗憾。
回国后,唐玄藏在慈恩寺用19年的时间译出75部佛经,1300余卷,这些佛经为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玄奘、鸠摩罗什、真谛最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水平又高,能够运用文字融化原文义理,非常熟练地
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被誉为有史以来中国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是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一、“秘密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经中有大量的“秘密”,如“咒语”等。
“陀罗尼”在梵语中的意思就是“咒语”,汉译为“秘密语”、“真言”或“神妙章句简单的符号”,是佛、菩萨、诸天的秘语,总括佛、菩萨公德、誓愿及佛法精义的简单的语言符号。
这些秘密咒语具有神秘莫测的特点,通过念诵的声音形式来体现其神秘之处,因此宜采用音译方式。
“经中诸陀罗尼系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不以义译之”。
如果保留这些咒语的梵文音译,朗读时就会产生一种神秘感应,获得字面意义之外的效
果,深刻领会佛意,保持佛语的神秘、庄重和典雅;但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汉语,则会失去这种神秘感,失去原有的佛意。
例如,“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大悲咒》共84句,全部采用音译,第一句“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意为“皈依三宝”;《般若婆罗蜜多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意为“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度到彼岸,愿正觉的法成就”。
诸如此类的陀罗尼均采用音译,世代口耳相传,其所体现的神秘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力。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则意趣全无。
其实,不光佛教咒语对佛教徒具有特殊的魅力,其他宗教咒语对其信徒也同样具有神秘莫测的魅力。
此外,任何一种语言中都会有一些具有特殊魅力的词语,对本族人具有特殊影响力,这种特殊影响力对外族人来说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二、“多含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教经典中有些词语含义非常丰富,而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如果使用其中一个含义的词语,则会造成信息与意义缺失。
例如,“薄伽梵”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如果采取意译,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因此只能音译。
又比如,“阿罗汉”意思是“无生、应供、杀贼”;“比丘”意思是“乞士、破恶、怖魔”。
这些词语含有多种意思,如果只翻译其中的一种,就会丢失其他意思,不能完整表达原义;如果全部意思都翻译,又显得累赘,所以只能音译。
三、“此无故不翻”
意思是说,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例如,“阎浮树”又名“胜金树”,只产于印度等地,中国没有这种树,所以采用音译。
同样,“槟榔”是印尼语的音译,“葡萄”是大宛语的音译,“西瓜”是女真语的音译,“茉莉”和“昙花”是梵语音译,等等。
这种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文化局限词,即只存在于一种文化当中,而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或概念,一般都采用音译的方式,保持原文化的形态和精神。
四、“顺古故不翻”
意思是说,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
例如,“阿耨菩提”,可以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但是,从东汉以来,历代佛经翻译家都用梵文音译,所以玄奘认为不需采用意译,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
五、“生善故不翻”
意思是说,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二、近现代时期
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
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
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
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
林纾翻译理论
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马建忠
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天朝最早的语法书。
贡献:“善译”说。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即顺派,与鲁迅的信派对立。
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
40年代
A、关于“形似神似理论”的研究
代表人物:林语堂、朱生豪、梁宗岱
林语堂,翻译思想:“三三一”——“三个条件,三个责任,一个要求”;翻译的三重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
朱生豪, 翻译理论: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动笔翻译之前,首先要选译自己“笃嗜”的作品;其次,反复“研诵”原作,咀嚼原作“精神”,直至“会心”。
第二,动笔翻译过程中,严格把握翻译标准:保持原作之“神韵”,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呈露作者之“命意”。
第三,遵循“段本位原
则”,每译毕一段译者要自我入戏,纠正语调,音节不妥之处。
梁宗岱, 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人. 翻译思想:首先,译者和作者:“心灵融洽其次:内容和形式:“光和热”论
B、关于翻译哲学思想的探讨
代表人物:朱光潜、贺麟、艾思奇
朱光潜翻译哲学思想:
“一元论,二分法”思想——译文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信”是第一位的,“信”里包含了“达”“雅”。
“言,意不可分”。
——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意译也同时须是直译”3“翻译艺术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
贺麟翻译的哲学思想:
关于翻译的哲学基础“意一,言多;意是体,言是用,诚是意与言间的必然的逻辑关系”;
关于翻译的意义和价值——“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
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
”
艾思奇翻译哲学思想:
信为第一义,达,雅为第二义;直译,意译这两者不能看做绝对隔绝的两件事。
翻译要注重译意,即注重原作义理的了解,“意”是根本,它的作用是为了要帮助原作的了解,帮助原意的正确传达,同时也是帮助直译的成功,所以,就翻译的根本原则上说,我们要的还是准确的直译。
三、鼎盛时期与融合时期
鼎盛发展时期
茅盾翻译理论与思想:“神韵”说;“艺术创造性”翻译论;“翻译与创作并重”论;翻译批判思想。
傅雷主要翻译思想:
翻译艺术哲学思想——“以艺术修养为根本”;从精美绝伦的画论到独树一帜的译论;
傅雷的“神似说”——以艺术哲学原理和美学理论为指导,在大量优秀的翻译实践基础上,集众家“神似说”之大成,在中国翻译史上继严复“信达雅”说之后树起的又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旗帜
钱锺书翻译思想:
诱媒论——“诱”“媒”论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目的和性质。
避讹论——所谓“讹”,就是译文失真和走样。
求化论——“化境”论
超越论
焦菊隐翻译思想:
1“整体(全局)论”——即“篇章(语篇)翻译”的核心理论——“段本位”和“篇本位”思想。
整体论的三个方面:
(1) 关于“相对价值”概念——上下文思想;
(2) 关于“意念联立”概念——“段本位”思想;
(3) 关于“思想过程”概念——“篇本位”思想.
2“翻译是二度创造艺术”论
新时期暨“融合”时期
辜正坤
翻译思想:多元互补论,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
理论依据:翻译的多重功能,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性;读者、译者的多层次。
王佐良
翻译思想:
1重视相关因素的协调——“翻译本来就是一种调和的、辩证的艺术”;
2走出传统:——“应使整篇译文在总的效果上与原作一致”;
3读诗歌翻译:“神合”,创作、“出原著头”;
4走向读者——“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
5重视文化研究——“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季羡林
翻译思想:
(一)“文化中心转移”论;
(二)“模糊艺术”论;
(三)“神韵”新解;
许渊冲
翻译思想:
“新译论”——许渊冲教授将文学翻译概括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
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的统一,忠实与创造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核心:重实践,重创造,重艺术,
灵魂:忠实与创造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