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史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关于理论

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

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霍姆斯、图瑞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理论和应用理论；杜建慧将翻译理论分为翻译理论的科学基础即外部结构（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翻译理论的本体系统即内部结构（原理、程序、技巧、风格、批评和美学）；罗新璋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来概括我译论及其发展历史；刘宓庆将翻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跨学科理论；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3）将翻译理论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原理，标准，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外篇（外部研究）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

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从以上关于翻译理论的划分，我们可以了解该讲座涉猎的我国历史上有关这样内容的翻译理论。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为叙述方便，我们中国译论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翻译理论。我们重点介绍翻译理论的起源、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议论并努力清理出其间一脉相承的译论传统。古代译论主要包括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两个高潮中的有关译论。近代译论起于鸦片战争后，止于五四运动前。主要内容是维新派人士的译论，洋务派的翻译议论等。现代译论起于五四运动，止于新中国成立。列述《新青年》、《新潮》、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十年代新文学著名社团代表人物的译论，鲁迅、瞿秋白以及林语堂等三十年代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的译论，以及三四十年代艾思奇、贺麟等哲学家关于翻译的理论等。当代译论为建国后至今的译论，其中又以“文革”为界分为两段，列述若干有代表性的译学家的译论。

为了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资料信息，让学习者理清翻译理论发展脉络，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重要的译论作介绍和评述，尽量显示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画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和理出其流变线索，凸显某一译论的首发者和对前一译论的超越，并预测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

建立翻译学，首当其冲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开放的翻译理论体系，而翻译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需要横向的引进、纵向的继承。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史，摸清家底，谋求发展。

古代译论：

我国虽然译事记载较早，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有关翻译的论述。关于佛经翻译以前的翻译论述，我们已在第二讲中较为详尽的论述过，主要是关于翻译及其机构名称的记载，如：象胥、舌人、寄、象、狄鞮、译等。孔子亦曾有过对翻译的议论（陈福康：1996：12-13）：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士学顺，辨言，以遂志。……如此犹恐不济，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何以为政？”子日：“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其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大戴礼记. 小辨》）

孔子认为鲁哀公贵为“天子”，不必去躬亲那些小道，只须学学礼乐之类就可以为政了。至于如有外交事情，也只须唤翻译来“传言”，是再简单不过了。孔子关于翻译的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他认识到翻译能够迅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隔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视翻译为“小辨”的轻视态度。

《春秋谷梁传》桓公二年有云：“孔子日：‘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昭公元年又云：“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里将“主人”与“中国”对举，显然“主人”除了指诸侯小国、少数民族以外，当然也包括绝域异国。因此，孔子这里虽然主要说的是撰写史书时记载事物名称的方法，同时也正是对译名问题的原则指示。过了二千多年，周作人等在讨论译名的音译间题时，仍然毫无异议地将“名从主人”作为一条总的原则，钟述孔先生在《英汉口译手册》也将其作为一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