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人才观

管子的人才观
《管子》认为，办一切事业，首先要“得人”。

治军作战，要“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治国要顺民心、利民生，要“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霸言》）；成霸业要“始于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而要“显于天下”，更需“务得人”。

总之，“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五辅》）。

读者可能很少知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挂在嘴上的“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就出于《管子》。

当然，这里的“人”有两重指向：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人才归离。

这里谈管子的人才观，“人”取其第二义。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

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

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管子·霸言》）。

在这里，管仲把王、霸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得人”。

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自己小算盘的，失人。

并且，管仲特别强调，要想成为“圣王”，还必须“卑礼”以待天下贤才。

管子把培养人才、发掘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

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这是管子传颂千古的名言，说明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对于如何选贤育才，或者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术语来说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管子有一套独到的见解。

在选人上，“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

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

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

”就是说，要在实践中考验人才。

具体的标准，则有“三审”、“四慎”之法。

所谓“三审”，即“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这三条选人原则：“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立政》）。

所谓“四慎”，就是“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

”这个“四慎”，在公司一把手审视主管时很有用，即要看他们能否“大德而至仁、见贤而思让、赏罚公予、好本事、务地利”（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作为良弼，管子甚至对国君的条件也有他自己的标准。

他说，“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牧民》）。

管子认为，担任国君，必须有审时、察用和备官三项能力。

“审于时”是道，“察于用”是术，而能“备官”，则强调领导人必须具备知才、识才和用才的能力。

在用人上，管子主张“明分职而课功劳”，即按照人才在现职岗位上的表现来进行考核。

还要做到赏罚分明，“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明法解》）。

如上所述，在行赏罚中还要秉持公正，要“罚不避亲贵”。

《形势解》特别提出，“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

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

”这表明，用人的更高境界在于知人善任、任其所适，即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在合适的位置上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管子进一步对领导者的用人大忌条分缕析：“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罢），殆；废人而复起，殆……”
（《法法》）。

这是说，不能访贤，不能求善，不能用才，用才而不信任，同谋而不相合，亲近小人，反复无常，无一不是用人的误区。

在另一段论述中，当齐桓公问管子“寡人不幸而好田（好玩），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管仲的回答也堪称对用人之道的一种精彩阐释：“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立政》）。

由此可见，正确的用人之道是用而任，任而信。

只有这样，人才的才智和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

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

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

”其思想核心，就是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世人一般都将“无为而治”作为道家的治理理念，其实诸子皆津津乐道于“无为而治”，而非老庄之道家所独具。

管子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