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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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

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

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

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歎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

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据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蓋僞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僞材料，若逕認爲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産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僞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爲一真材料矣。

文心雕龙知音

文心雕龙。

知音刘勰一、焦点问题1、“知音”何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2、《知音》篇何以成为一篇优美的骈体文论？二、背景材料文本：《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

被后人誉为“体大思精”之作。

全面论述文学及文章学的道理，集大成又颇有独到创见。

其体系宏大、结构严密，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作者：书中刘勰与佛结缘甚深。

佛学宏深的理论思维和严密的逻辑能力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心雕龙》的创作。

轶事：刘勰巧扮卖书郎，向沈约推介《文心雕龙》。

三、文本解析形式：1、说理严密而又不失优美的文风2、文学作品批评和鉴赏的关键在于知音：知音难逢，文学鉴赏中的知音就更难寻。

解决之道，一在博观，二在“六观”译文：刘晓林译《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译文：刘勰文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

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

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

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

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刘晓林译正确的评论太难了！（公允的）评论实在是难以知料，（优秀的）评论家也不易遇见，千年能出一两位吧！自古以来的评论家，大多轻视同时代的人而仰慕前代人。

像（《鬼谷子》中）所说：“整天在眼前的并不任用，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

”啊！从前（韩非子的）《储说》刚传出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们相见（以为是古贤所著而非同代）；相见了，（结果）却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被冷落，这难道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同代人的轻视吗？至于班固和傅毅，文采不分上下，但班固讥笑傅毅说：“（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完没了。

冯友兰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哲学

冯友兰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哲学冯友兰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哲学冯友兰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哲学冯友兰晚年曾自撰寿联：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在自注中他说： "上联勉行，下联言志。

"可见儒家中庸思想在其哲学生涯中的重要性。

他一生致力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其道路坎坷，当中亦经历过思想转向，按他自己的话说，甚至"道术多迁变".不过其中不乏一以贯之的东西，儒家的中庸思想在我看来即是。

下面我们将沿着冯友兰学术活动的四个时期，来考察中庸思想贯通在其哲学之中。

一、人生哲学中的中道哲学第一个时期大致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代表作是《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前十章其实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在当时名字叫作《天人损益论》。

书中根据哲学家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将人生哲学划分为三种：损道、益道以及中道。

当时冯友兰思想的特点是尝试打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界限，他以为东、西方的差异只是地域上的差异，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是思想上的差异。

他将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从人生哲学中选出十家作为代表进行比较。

发现各派别的不同其实就是损益的不同，以及损之程度与益之程度的差别。

比如中国道家、柏拉图和叔本华，都认为现实世界及人生为不好，不好之根源又皆起于人为，这三派的哲学均可名之为损道。

三者之中，道家并不否认现世，认为只去掉人为即可得一完美世界，此派可名之为浪漫派；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之上另有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此理想世界虽不可见但可以思，此派可名之为理想派；叔本华也认为有一个完满的世界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之上，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既不可见又不可思，此派可名之为虚无派。

益道各派别亦可作如此之分析。

如此来看，则中西人生哲学的思想在本质上实无太大差异。

可见，这正是此一时期冯友兰试图打破中西文化界限之努力。

至于冯友兰如此做的动机，则和他的儒家"中庸"思想或者说"中道"思想有关。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作者：王彦成来源：《中学历史教学》2022年第04期项目化学习是基于素养落地的教学实践。

主张实现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向以探究学习为中心的课堂的转变。

旨在通过核心问题驱动引领学生的思维路径，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分解、互助学习，增加团队合作意识，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使学习活动走向研究型、合作型、自觉型、主动型。

[1]其中问题驱动教学的理念，合作沟通、探究交流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多维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技能的全方位锻炼，既能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满足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可以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基于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入项目化学习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项目化学习可将教学过程安排为项目设置、情景营造、过程评价、成果展示四个阶段，这要求教师整体把握和设计教学环节，具有大局观念和细节意识。

但是，如何在高中课堂教学中合理安排和科学使用项目化学习，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科特点和高中学习阶段性任务的要求，将人的终身培养目标和阶段培养任务有机衔接，实现教育手段和效果的最优化。

本文将结合高中历史学科的特点，就课堂教学中有效推进项目化学习提出一些思索性想法。

一、项目设置的选择性与目的性学生参与是项目化学习推进的关键，问题驱动是指引学生参与的前提，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整合是科学的设计驱动型问题的保障。

因此，项目设置既要充分考虑高中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质;也要充分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学时要求，与学科教学有效衔接，通过指引学生的探究实践，落实知识目标，达到学科素养要求。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辽宋夏金元的文化”一课为例，如果简单将项目设置等到于导学案的知识梳理，涵盖教材中的所有内容，则既浪费了教学时间，忽略了主次;又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生的认知思维。

我们可以将本课内容分成两个层级：理论級和现象级;再合二为一，汇聚成课题中的文化一词，对文化进行解读和认知。

从学理角度阐释《红楼梦》的现代误

从学理角度阐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周勇陈文新教授的新著《红楼梦的现代误读》(齐鲁书社2008年9月版，以下简称《误读》)是该社策划的“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之一，作为丛书主编，陈文新教授在总序中指出，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一现象从文化上看，乃是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蔑视传统的革命浪潮中，中国数千年的精英文化传统失去尊严，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古典名著被重估价值，误读就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

而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是造成名著被误读的原因，在治学方式上，更为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逻辑化，更为强调概念术语和观念的国际接轨，不惜以剪裁、扭曲古典的思想和形式为代价来获得学术增长点，误读就成为一种可操作性很强的学术产出方式。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缺乏“了解之同情”，最初反映的或许是一种学术态度，但后来，它还反映了一种学术能力。

《红楼梦》是被误读最明显、最严重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常识，但是现代以来的红学研究，就其主导面和声势显赫的潮流而言，基本上是忽视这一点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的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的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

相反的，它一直是被当作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这种学术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代“新红学”的开山宗师胡适，《误读》一书以胡适为主要批评对象，对于俞平伯、周汝昌、刘心武等以及种种“揭秘”、种种“解梦”的负面后果则重在“明其渊源，示其流弊”。

《误读》对胡适误读《红楼梦》的清理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胡适对《红楼梦》思想和文学技巧的价值判断；二是胡适以“科学主义”的方法建构的“新红学”。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误读》回溯了胡适之前《红楼梦》与西方相遇的历史情境。

王国维是最早以西方眼光打量《红楼梦》的学者，他以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为视角，极力肯定《红楼梦》的悲剧价值。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

一、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方法（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既要注重文献资料，又要注重理论方法。

没有理论指导的文献，是零散的文献；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课余时间，既要注重阅读原典，也要注重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及史学史的阅读。

（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二、再以鲁迅先生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为例，了解批判继承的重要性。

《四库全书》的编纂，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清廷的刻意篡改，版本较差。

而且，清政府借助纂修《四库全书》，销毁了大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献。

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论及：“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

全毁，抽毁，剜[wān]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册，P188）另外，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还谈到：“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全集》第六册P191）注释：清代文献学家陆心源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注：书帕本是明代官样例行礼品，多数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三、几本较有价值的参考书目：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2、《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5、《史记》，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简体横排本。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

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

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

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

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

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摩登”。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然而，同时代张天翼小说《从空虚到充实》（《荆野先生》）里的人物则以为，modern应该译作“矛盾”。

信然！胡的“知己”（我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胡为蒋效死这个意思）蒋介石称颂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正好说明了他人格上的modern(矛盾)。

20世纪90年代在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则有原教旨的自由主义。

在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谱系里，通常被中国的自由主义奉为祖宗的胡适也是旁逸斜出，而非正宗了，因此只能重新从哈耶克出发，接上亚当·斯密的秘宗香火。

我偶然翻阅《鲁迅全集》，有一篇厨川百村的《说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与当今原教旨主义的诠释略有不同。

然而，一则译者是鲁迅，二则作者非英美人，因此他“与其完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倒不如编纂自由主义的历史，要有效得多”的观点，我知道是作不得数的。

同情之理解

同情之理解
陈寅恪“理解之同情”一说来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
史上册审查报告》。

同情之理解并非真正的理解，而是因为同情才表现出一种理解的态度，给人感觉比较敷衍；而理解之同情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一种悲
悯之情，这样的情感显得更为真诚、感人。

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
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

扩展资料
《金明馆丛稿二编》内容包括《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
氏族问题》、《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李唐氏族之推测》等63
篇文章。

作品目录：
1、论李栖筠自赵徒卫事
2、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
3、以杜
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4、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5、元白诗中俸料钱问
题6、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7、魏志司马芝传跋8、逍遥向郭义及支遁义
探源9、元代汉人译名考10、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

贺麟对“盖棺论定”学术伦理的更新

贺麟对“盖棺论定”学术伦理的更新作者：朱培源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18期摘要：贺麟基于理性、真诚、果敢的“著述家品格”，对传统的“盖棺论定”说进行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不仅表达了学术伦理更新的愿望，而且在实践上写就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这一传世行远的专著。

他认为“盖棺论定”这种态度不利于形成持中、平正、合理的治学途径，贬损“著述家”品格，容易走入狭隘偏执，大大妨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进步。

他主张“自报家门”，他深知“写今人”的困难所在：主要集矢于作品的“客观性”问题，他不主张消极的“罪罚由人”，积极地主张学者们“自报家门”，自我剖析。

“祛魅”后的“盖棺论定”仍有其学问的规范效用，但已从绝对的律令下降为相对的准则。

“自报家门”则构成了书写现代学术史的一项题中之义。

关键词：贺麟;盖棺论定;伦理更新;著述品格;自报家门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8-0136-04在中国传统学术规范里，“盖棺论定”是公开地著文作史和知人论世所普遍谨守的伦理法度之一。

近代以降，经过贺麟（1902—1992）等学人的革新，“盖棺论定”的学术伦理，从绝对的律令降为相对的标准，新的学术规程和图景也因此得以催生绽发。

一、“盖棺论定”在“西学东渐”浪潮中动摇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大体上历经了三次重大浪潮。

1922年，梁启超（1873—1929）应“申报馆”之邀，作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将鸦片战争尤其是洋务运动以迄，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路历程总结为逐次演进的三个时期：器物（鸦片战争）、制度（甲午战争）、文化（新文化运动）[1]。

这个观点的影响很大，为后世提供了认识和划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是年春，梁启超在青年贺麟正就读的清华学校讲学[2]。

贺麟不仅得于亲炙，并且于次年，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发表了2篇分别关于戴震和焦循的学术论文[3]。

可以想见，贺麟对于梁启超这位老师和学术引路人的“三期”论是熟悉的。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综述阅读材料(选读)导读：陈寅恪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概括了研究者对古人的著述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古人著书立说都是有所为而发，只有了解著立之人所处与所受的环境和背景，才能进行评论。

由于年代湮远，已不可能掌握著立之人的全部材料，最理想的情况，也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这样在认知上势必产生局限。

同时，历史人物是立体的，历史动因是多重的，不能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古人著述和历史人物都应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本期伴读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

本期伴读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作者：姚树义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2年第16期名校看过来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于1963年创办的全国首批外国语学校之一。

学校倡导“求实、奋进、博学、谦逊”的校风和“严、新、细、活”的教风，立足于培养“有外语特长、文理兼通、综合能力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南京外国语学校已为国家输送了二百多位优秀的外交骨干人才。

其中有七位校友出任驻外大使，八位校友担任参赞，先后有几十人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

也有相当数量的校友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

姚树义，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教师，将他在作文备考方面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全国的考生们。

这一季，姚老师伴你高考行……方向指引写人记事，“了解之同情”现在的高考作文试题基本上是不限制文体的。

许多考生在“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的范围里首选议论文，因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复习训练，考生心中已经有了若干议论文模板，按照模板写，即使分数不会太高起码也是中等。

但是，这容易导致出现千文一面的局面，也背离了作文考查的宗旨。

其实，按照新课标和考试说明的要求，记叙文更能够体现学生的真实思想和情感，更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化文采。

现实情况是，每年的高考优秀作文中写人记事类的记叙文或者散文并不多见。

主要问题是写人空洞苍白不鲜活，读者看不到活生生的“这一个”，记事如流水账，简单表达一些虚假的感悟。

因此，最有可能表达真情实感的文体反而最让学生畏惧。

温儒敏教授对学生议论文的写作有一个观点，文笔好不是目标，思维是第一位的。

我们化用一下他的表达，对于记叙文，文笔技巧不是目标，内容和情感是最重要的。

怎样写出内容真实感情真挚的文章？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给了我很大启发。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这和我们学生写作文类似，我们写人记事，并非简单地把事件记叙完整、把人的基本情况告诉读者，而是通过文字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思想，这里有两个要素：一是人物事件，二是情感思想。

魏晋玄学与儒道互补

口文化透视口魏晋玄学与儒道互补口程剑平我一直以为，那些在表面上看来是远离具体“事物”和“世务”的玄妙高蹈的学术、思想与人们所持的政治态度、所处的现实环境总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任何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意义追问、价值饭依无不导源于个体身临的现实困境以及“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格语)的当下心境。

只是这种关联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线性关联，它们总是处于一个十分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关系网”中。

对此，任何简单化的钩连或硬性割裂，都会使原本活的思想变成毫无生气、空具形骸的木乃伊。

以玄学为例，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谈到玄学，的确有一个与事关士大夫进退出处的政治态度日渐疏离的过程。

与东汉末有直接的政治诉求的清议相比，清谈和玄学的确是蹈虚凌空、高迈远举的，但这并不是说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疏离，恰恰相反，在统治者的权力运作和士族知识分子的话语操作之间，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复杂和微妙。

如果说清谈和玄学有什么变化的话，也只是为了得到认可，获得保全，重新取得话语权力而“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的言说方式的改变。

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政治权力实施控制的圈套。

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洛先生，以历史学家特有的冷静、清晰和睿智，对魏晋玄学的历史渊源、传承递变、基本意趣、中心议题尤其是它与当时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之进退出处的紧密关系作出了十分准确、清晰而又深刻的梳理和辨析。

陈寅格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每每被人所称引，’然而其良苦之用心、深刻之意指，未必为人所明了。

首先，陈寅格先生是反对那种简单地以今人之情势背景、价值意向、理论框架对古人之学说思想妄加解释排比，穿凿附会的，认为其解说越清晰，越有条理，越系统，离古人学说思想的真实情况就越远。

所以首先必须摒弃陈见，“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第二，任何学术思想都不是蹈虚凌空，无所指涉的，它们无不导源于人们“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的当下心境。

0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精选】

真实的李鸿章——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不爱学习的小哲东坡耕读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

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

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

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

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

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

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

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古代文学研究中“同情之了解”和历史文献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重视“文以载道”，提倡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人生“三不朽”的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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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固古典文献争科建毅目傺翠衍研封畲渝文集
名声，所以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石刻文献异常丰富。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以至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论著辑录了历史上丰富的石刻文献。２０世纪以后，出土石刻文献尤其丰富。即以汉魏六朝唐代为例，赵万里《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系统辑录了汉代至隋代墓志６００余种，均选用较好的拓本影印。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在前著基础上，增补了后来出土的墓志加以整理出版，非常便于初学。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则辑求上述两书所未收者２３１种。高文的《汉碑集释》专录汉碑，以有原石或有原拓的碑刻为主，凡６０方，每方碑石都有比较详尽的校释。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则专录唐碑，约５０００种，都是《全唐文》所不曾收录的文字。近几年，由文物出版社主持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收集建国之后的出土墓志，搜罗宏富，又补上述著作之不足。比如说我们河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对于研究河北的文学、文化就提供了很多新材料。如有效利用，这将是下一步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新的支撑点。在此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石刻资料的结集出版往往滞后于原石发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那么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其错后程度也就不言而喻。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现藏陕西碑林博物馆的唐代韦应物家族墓志（所见共四方：韦应物墓
把所见所闻加以归纳整理，写入《史记》之外，到历史遗迹中蕴含的历史基因与司马迁的学识储备跨时空接榫时碰撞出来的心灵相通和情感认同，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场感”，正是这种 “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历史碰撞，才确实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动力、催生出灵感。古代人生活有其特定的情境，特定的现场，我们今天进行古代文学研究，通过研读典籍，通过消化吸收构建出一种历史的情境，虽然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了研究对象的，但毕竟还只是现代人自己一方面的建构，它还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不能因此而完全作到真正的“了解同情”古人，如果研究者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_读后感_模板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_读后感_模板真实的李鸿章——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不爱学习的小哲东坡耕读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

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

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

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

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

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

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

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

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

张旭东：陈寅恪先生所谓“瞭解之同情”2010-07-25 21:33:35来自: 辩无胜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有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其中“瞭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亦引起讨论，至今不曾停歇。

在陈寅恪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就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文字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词句，谓之“换骨”；词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

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

2008年冬，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瞭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先生认为：“瞭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瞭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瞭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瞭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

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可知“瞭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

而两次提到“瞭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

算是“夺胎”。

陈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侮食自矜”四字颇不易解。

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侮食来王，左言入侍。

”《文选注》给这句下注解说：“《汉书·匈奴传》曰：…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

也谈“了解之同情”

也谈“了解之同情”作者：张旭东来源：《读书》2010年第08期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著述所写的几篇序文,有雅然不尽之致。

我曾比较集中地介绍过这十四篇序(《读书》二○○九年第六期《陈寅恪的序文》)。

而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作的两篇《审查报告》并没有算进去,虽然它们后来也缀于书尾作为后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称《上册审查报告》)原载一九三一年三月《学衡》第七十四期,距今已经七十年,但关于它的讨论并未停歇。

原文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

前年(二○○八)冬天,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在此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就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文字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辞句,谓之“换骨”;辞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

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

“了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

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可知“了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

而两次提到“了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篇一：《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写在《中国哲学简史》读后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根本无法人物形象，冯友兰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

且不论的晚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其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转型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

王宗泽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六书抗日战争前半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杨先生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乱整肃之前，可以说是其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

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storyof Chinese Philos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授课年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先后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并且迅即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中的通用教材，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涂又光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出版。

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神学、进入欧美文化的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

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