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高地政治读后感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读书报告本书的作者是埃德蒙•R.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人类学家。

1937年利奇从贸易公司辞职前往台湾研究雅美人，从此走上人类学之路。

同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

1939年他来到缅甸克钦地区调查研究，战后他重返伦敦经济学院，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与二手资料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

曾任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和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利奇被认为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在英国的代言人，但他的观点与列维—斯特劳斯有一定的不同，是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他的结构主义更具有经验主义的根据，因此也被称为新结构主义。

后来他转向了象征体系的研究，利奇的象征人类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神话、巫术、仪式、宗教等方面的研究。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重新思考人类学》（1963）、《列维斯特劳斯》（1970）、《文化与交流》（1975）等。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这本书作为利奇的成名之作写于1949年，是利奇根据自己对缅甸境内的克钦人社会制度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写成的。

当时正是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论在学术界占上风的时代,倡导平衡论，主张在预设一个平衡的社会系统的前提上,研究出此平衡系统中的社会事实。

当然, 利奇也承认自己的描述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写就的, 但他自认为他的这项研究不同于前人的地方至少有两点, 首先是限定了时间跨度,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 稳定的结构大约可以保持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光景, 其次, 是在于想搞清楚平衡论假设的理想的模式是什么。

这样他便引人帕累托(Pareto) 的动态平衡(moving equilibrium)的观点, 认为处在平衡态当中的整体现象, 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延展的社会系统。

另外,帕累托所提出的有关从狮子型到狐狸型的统治形式的转换, 也对利奇有很深的影响, 这在后面所论及的有关贡劳制和贡萨制的相互转换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1也就是说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功能结构主义缺乏探讨社会的冲突和变迁，只是一味的追求着均衡和稳定性而实际上所谓社会人类学的事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主张动态的平衡。

全书共分为十章，在结构安排上没有采用前人的那种田野调查形式，平时社会人类学家所钟爱的实际的田野调查资料不过占了四十几页, 余下的都是二手的民族志材料和大量的历史资料，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第5章“克钦贡萨社会的结构性范畴”。

追随布朗的人类学家们认为他们所处理的社会从时间维度上看是永远处在稳定的平衡状态当中的，并且相信此种稳定的平衡状态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如果说社会本来就不是处在稳定的平衡状态的话, 利奇认为有关先前的一般社会学的范畴应当进行调整。

首先是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利奇以为,社会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结构是一种模型,这种模型作为逻辑的建构仅仅是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中的, 但作为真实的社会又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是一个时间个过程。

从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变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那些与现在存在的正规秩序相一致的改变。

第二类的改变则反映了正规结构的变迁，如：平等的族群分支所组成的某个政治制度会由一个封建型的地位等级结构所替代。

其次是关于单元社会的概念，作者表示更愿意接受那德尔所认为的,“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完备的政治单元的基本观点，即自身完备的社会, 不论是由几个家族组成的小社会还是由几十个家族组成的大社会, 他们中间的裂变和融合, 在社会的结构上并非是保有一致的连续性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性延续进程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包含着结构上的变迁。

此外在书中,作者还对变迁研究中的三个范畴作了新的界定。

⑴首先是关于“模式系统”，利奇认为社会人类学家想要描述一个社会系统时, 他所能描述的也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 即是人类学家所构想的“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假设。

这样, 模型系统的各个部分必然就构成了一个处在平衡状态中的整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

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现实社会当中充满了不一致, 而且恰恰是因为有这些不一致的存在, 才可以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变迁是怎样发生的。

⑵其次是关于“仪式”,作者认为,所谓仪式是“用来表达结构系统当中,一个社会人的个体的地位, 在这个系统当中,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存在物。

”它并非是是用来描述出现在神圣场合的社会行动,而是用来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系统。

他反对涂尔干的对社会行动的神圣和世俗的二分法，认为人的活动大多是处在这二者之间,所以所谓的技术与仪式,世俗与神圣的划分指的并不是类型的划分而多是指同一活动的不同侧面。

他还认为能够对仪式这样的非语言的象征性活动给予一种近似的解释。

关于神话，利奇认为它是仪式的补充物, 二者是同一的、相互包含的。

认为神话是一种以词语的方式进行的陈述，并且与仪式的行动所作的陈述有着相同的内容。

神话和仪式都是一种符号语言, 凭此符号语言, 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才能得以表达。

⑶最后一点是利奇提出的所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并非具有共同的边界的看法,认为文化并非等同与社会，文化只提供形式,即社会环境的“服装”。

所以存在有多样的特性,而且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条件下被形塑出来的。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克钦社会的政治活动来阐释社会结构的变迁，探求社会发展的动力。

利奇认为在克钦社会中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制度模式，克钦人面临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一种是禅制，类似于专制独裁的等级制；另一种是贡劳的组织的类型，具有无政府的和平等主义的特征。

但实际的克钦社区的类型既不是贡劳制的也不是掸制的, 而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所谓贡萨，这是贡劳制与掸邦制之间的一种折中。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贡萨制的政治结构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有时可能会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会使克钦人更倾向于采纳掸的模式, 当社会快要变成真的掸制时,便会有一些社区, 朝相反的贡劳制方向转变。

只有依据这种不稳定的关系才能真正领会克钦社会变迁的实质,这样当地的克钦社区的政治制度便在这两种制度之间来回摆动，利奇认为只有依据这种不稳定的关系才能真正领会克钦社会变迁的实质。

他的这种观点被誉为“钟摆理论”。

利奇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从分析的角度上看,把贡萨和贡劳制度看作是分离的社会结构的模式是正确无误的, 但在实际的应用上,这两种类型总是相互关联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 两种制度都是有缺陷的。

一个贡萨制的社区倾向于引起反抗,从而导致某一阶段的贡劳秩序。

但对于一个贡劳制的社区,除非它有足够的经济作后盾,否则通常缺乏一种手段来使其社区内的各个亲属分支保持一种平等的地位。

结果,要么是通过亲属裂变而使社区土崩瓦解,要么就是由于亲属群体间的地位差异,而使平等的贡劳制度又恢复到不平等的贡萨制的模式当中去。

2作者认为克钦人在“贡萨”与“贡劳”两种极端的政治模型之间的交错变迁的动态过程，说明关于社会的概念性的均衡模型只是一种幻象，而在实际社会永远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

作者有对不同氏族的克钦人的生态经济环境、神话仪式等进行对比解读，来说明这种不均衡和动态背后的原因。

利奇的研究也很重视对于语言范畴的研究，即通过对克钦人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结构的模型。

例如在婚配的语言范畴中一种叫姆尤—达玛的制度，它也是维系克钦社区政治变迁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

姆尤指的是女方的亲属，达玛指的是男方的亲属。

克钦人是一个按照父系继嗣的群体，不论男女，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个或多个世系群的姓氏，但不会从母亲那里继承任何姓氏。

这样的继嗣原则无疑会影响到克钦人的婚姻制度。

所以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 一个男子最好选择他的姆尤亲戚中的女子，一个女子最好选择她的达玛亲戚中的男子。

一个孩子只有在父系继嗣群中拥有合法身份，才可以在这个世系群中争取一些自己该得的权力和地位。

在村寨内部，相对长久的姆尤—达玛关系可以显示出各个亭国世系群之间形式上的政治地位关系，在这个形式体系下，达玛被认定为姆尤在政治上的从属群体，但是若按照克钦人的婚姻原则，任何一个名义上地位低下的群体都可以通过与其他村寨群体进行战略上的联姻。

关于等级，在克钦社会阶层上可分为三等人,即山官、平民和奴隶，但这种区分有时并不明显,因为有一些中间阶层,比如幼子的那一支的亲属就叫作贵族,贵族的亲属不属于山官的直系亲属了,而只是山官的近亲。

但作为贵族的亲属的人却认为他们曾是山官的后裔, 总有一天还会当上山官的。

另外, 克钦人对于财产、权威、各种各样的神灵都有特定的称呼和内涵。

利奇将这些方面的内容按照社会结构的逻辑排列发现这样的结构与在实际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十分吻合。

并由此找到了克钦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动力,即发现了在克钦社会中,政治制度是从一种贡萨制向贡劳制或从贡劳制向贡萨制的转变,而这转变的动因是在于人们对社会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不同解释上。

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在描述上：在对掸人、克钦人及其分支进行介绍时较为混乱，让读者不能够清晰的分辨出对克钦人的定义（因为他采取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人”一种是“语言”）。

而且文章中多有民族志材料不清晰的嫌疑，例如在分析帕朗的村寨的头人时所作的描述等。

其次，利奇认为社会人类学家想要描述一个社会系统时所能描述的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即人类学家所构想的“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一种假设。

但是在研究中完全的排斥这样的操作手段实在太难。

即使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摆脱这种他极力批判的研究手段最终也没有摆脱将缅甸高地政治结构拟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总之，本书以历史的和动态的视角反思了社会科学中的“社群”、“文化”和“仪式”等核心概念，并展现出了克钦人的政治结构变迁以及与周边人群的互动。

作者的观点既是对结构功能论的挑战，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借鉴，在文化变迁理论和方法的探索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参考文献1、2赵旭东：《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读<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评述》，载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