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诉便宜主义

期末作业科目：刑事诉讼法题目：论起诉便宜主义主义专业：姓名：学号：摘要：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体现经历了从免予起诉制度到不起诉制度的发展历程，再到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积极价值，但其在制度设计中还有缺陷，主要是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界定存在缺陷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合理。

只能说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起诉制度中有所体现、有所适用，是附条件的、相对的、不完整的起诉便宜。

我们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通过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建立听证程序、重构救济途径等方式使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充分适用，能够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起诉便宜主义；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一、起诉便宜主义概述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合理主义、起诉裁量主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则。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刑事案件的起诉权一般掌握在国家专门机关手中，这种形式的起诉又称国家公诉。

作为起诉方式的一种，刑事公诉制度的产生晚于对刑事案件自诉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公诉制度的运行对国家权力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深远。

现代意义上的公诉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追诉主义的表现形式。

在一般正义与具体正义相统一的过程中，刑事追诉的历史经历了从起诉法定主义一枝独秀到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二元并存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在起诉问题上是否赋予检察官以自由裁量权，是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我国起诉便宜主义的主要体现——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将不起诉制度分为三种，即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

新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但将其合理成分保留下来，赋予检察院以相对不起诉权，即刑事诉讼法第 142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己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②犯罪己过追溯时效期限的;③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④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⑥其它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此款说明检察机关对案件没有诉权或丧失诉权，不能提起公诉，即为法理上的“法定不起诉”。

在此情形下，检察官无自由裁量的余地。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根据此条规定，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应当不起诉。

此即为“证据不足不起诉”，虽然法律用的是“可以”，但这里是“应当”的意思，检察机关仍没在自由裁量的权力，体现不出起诉便宜主义。

因此，在我国不起诉的三类情形中，唯有相对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直接体现，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起诉便宜主义相比，应当是一种“微罪不举”意义上的起诉裁量制度。

撤回起诉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从审查起诉阶段向审判阶段的合理延申。

三、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运用状况我国不起诉的三大类情形中，唯有相对不起诉吸收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含义，是适用起诉便宜主义的直接体现。

然而从我国在立法和实践应用中的表现来看，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到了很多的限制。

（一）相对不起诉的标准严格且不易把握。

根据刑诉法规定，相对不起诉案件必须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这样就把重罪排斥在外。

对“犯罪情节轻微”如何理解，是相对不起诉的关键。

但是目前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只能由检察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而定，如果处理不准确，往往造成检察工作的被动。

同时没有对特殊原因进行足够考量的法律规定，如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以及偶犯、过失犯等，这些特殊因素可能会降低或消除刑事案件的可罚性，从而更适合于不起诉处理，这对于特殊预防和诉讼经济目的的实现非常不利。

再者，可以酌定不起诉的案件类型在具体刑法条文上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检察官只能套用法条进行选择，而这种司法方式恰恰与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精神，即根据犯罪人的年龄、动机、手段、环境、一贯表现和悔罪表现等具体情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斟酌是否起诉不相符，大大压缩了检察官处理问题的自由裁量权。

（二）实践操作中严格控制不起诉案件的数量。

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范围的控制，不起诉决定程序的严格规定及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

不起诉率是我国检察系统量化考核的指标之一，人为的控制不起诉率的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现状，我国的不起诉率是明显偏低的。

（三）检察官不愿提出酌定不起诉决定。

由于我国检察官的执法素质的局限，他们普遍把自己置于同罪犯绝对对立的位置，打击罪犯被他们认为是追求公正的唯一任务。

因此，一接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他们会很自然的把案件送到法院，直至定罪惩罚才认为是尽职尽责。

其实，刑罚趋轻是对犯罪行为的理性认识和政府控制能力提高。

社会控制系统功能强化的结果，已成为刑罚进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我国无论是对刑事犯罪法定刑的设置，还是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尚未感受到这一趋势。

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体现了诉讼效益的精神，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符合当今世界起诉便宜主义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这一制度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四、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相对不起诉的缺陷包括：（一）标准过于苛刻，导致适用范围较小。

现行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是在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免予起诉的制度上革新发展而来，相对不起诉适用的条件比免予起诉适用的条件更为严格，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适用于相对不起诉案件，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也就是说仅适用于轻微犯罪，把重罪排斥在外。

（二）立法设置导致可操作性差。

根据刑法规定有十种法定或酌定免除刑罚的情形，而这十种情形并非都是“犯罪情节轻微”。

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对这十种免除刑罚情形的案件处理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依照“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规定，对部分案件进行相对不起诉处理，在程序上中止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使其早日获得了自由之身;另一种是由于受“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部分案件可能是自首又立功表现或者说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检察机关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将其起诉到法院，法院认定其有罪但免除刑罚。

同样是刑法规定的可以免除刑罚的案件，因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这种现象的存在违背了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立法精神，使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根据刑诉法规定，在不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只能就犯罪行为进行处理作出决定，而对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害赔偿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一作出规定，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调解的权力，因此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往往因损害赔偿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到处申诉、上访等，严重影响到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正因如此，相对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效果上来看，其作用发挥均相当有限。

（三）监督制约的乏力。

1.公安机关监督的乏力。

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

公安机关这种制约方式的有效性值得商榷。

对于确有错误的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通过复议、复核确实能起到监督作用，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会作出有严重错误的不起诉决定，大量存在的是检察机关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的也许不很妥当的不起诉决定。

对于这类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复核后，检察机关往往因为与公安机关意见不一致而不予采纳，致使公安机关的监督成效不大。

2.公诉转自诉的制度的不健全。

首先，是对公诉权的侵犯。

不起诉案件转自诉是法院审判权对检察权行使的一种干涉。

法院审理不起诉案件转自诉案件，虽按自诉案件程序审理，但对于此类案件依刑事诉讼法 172 条规定，不适用调解，其结果只能作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

其中有罪判决若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意味着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否定，若作出定罪免刑判决，也是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否定。

其次，是对人权保障的蔑视。

这使得被告人在国家决定对其不追究后，又因公民个人诉权的行使再次陷入被追诉的地位，导致了对他的重复追诉，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违背了“禁止双重危险”和诉讼及时终结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再次，是对诉讼效率的损害。

被害人由于切身利益关系及报复心进的驱使，可能会滥用直接起诉权，并且公诉转自诉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退出诉讼程序，控诉责任由被害人承担，被害人的控诉常常因证据不足而以失败告终，不仅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而且导致一些依法本来不需要起诉的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从而增加了法院的负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这就会弱化不起诉制度的应有法律功能，既有损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也会损害诉讼效率。

最后，导致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救济权益失衡。

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都是当事人，但在自我救济上，被害人既有申诉权又有自诉权，同时还有人民法院和上级检察机关的把关，而被不起诉人却只有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权利，并且没有其他的制约和把关，二者自我救济权力很不平衡。

3.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

在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是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制约机制，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必然影响监督制约的效果。

为吸收社会公众力量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积极推行改革，从2003年开始在内部实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人民监督员对“三类案件”及“五种情形”进行监督。

其中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的属于“三类案件”之一，人民监督员可以监督。

但在实践中这项制度也暴露出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定位上对制度的外部性特征强调不够、监督程序的启动方式和启动时间受办案部门移送材料的制约、人民监督员被动参与监督程序、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效力较弱等。

另外，检察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内部监督也存在随意性大的问题，下级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往往提前向上级汇报、沟通、协调，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出决定，这样内部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五、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完善的措施（一）以立法列举的方式明定范围、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