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

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

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迨及东汉末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尽管期间也出现了西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太平繁荣景象，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爆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所替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仇恨，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所

陕艳娜

荩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为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

—死亡意识的觉醒。相传作于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汉末文人死亡意识的觉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他们面对人生易逝、时序如流的现实，已开始立足于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直面生命的短暂从而抒发面对死亡难以抑制的悲伤。

时至魏晋时期，战乱频繁不断，瘟疫肆虐流行，从而导致死亡的接踵而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是乱世社会萧条、凄凉、死气沉沉的精典概括，不仅普通百姓如此，甚至王侯贵族也难以逃脱非正常的死亡。

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

“哭”字出现二十七次，“泣”字出现十八次，“哀”字出现二十四次，“亡”字出现四十一次，

“死”字出现三十四次。在魏晋乱世，这种因战乱、瘟疫所造成的大量的非正常的死亡，使得死亡意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令人忧心忡忡。

魏晋士人是悲哀的，他们不仅悲因战乱、瘟疫而带来的不幸亡者，更令他们悲痛的是因政坛之祸所导致的人生福祸无常。我们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篡权阴谋日渐暴露，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自魏齐王芳正始（240年）以后二十余年中，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经过嘉平（249年）、高贵乡公正元（254年）、甘露（256年）、元帝奂景元（260年）、咸熙（264年）等年代，司马氏为了篡夺政权几次发动政变，大肆杀戮。嘉平元年，太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魏大将军曹爽、名士何宴、桓范等。所谓“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嘉平三年，懿死，其子师为大将军，专权朝廷，杀名士夏侯玄、李丰等；师死，其弟昭为大将军，于景元元年杀魏帝高贵乡公；景元三年杀名士嵇康……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最为黑暗的时代，其最重要的原因即为皇帝、军阀和专政政权的魁首们疯狂地屠戮士人。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

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

—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是悲哀的，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晋人伪作《列子》一书所阐述的生死观：“百年之寿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迥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朱篇》）

杨朱提出的这些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的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涵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列子·杨朱篇》）在生无论贤愚贵贱，其最终结果同是“腐骨一矣”，现在唯一只能做的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魏晋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在灵和肉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回答着杨朱提出的“人之生也奚为哉”这一问题，并在对死的恐惧、生的焦虑的痛苦折磨中塑造着各自的人格形象，进行着各自的人生选择。他们炼丹服药、狂饮滥醉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涵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

—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注：该文系陕西教育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9KJ041）成果

（作者简介：陕艳娜，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