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领域_土地利用变化

简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领域———土地利用变化
樊　杰,　吕　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识创新骨干项目(CXIO G E0105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0131010)
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被认为是“综合性”和“地域性”。

前
者强调,由于研究对象是由自然圈层和人类智慧圈层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地理学是一门在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构成等方面兼有自然科学性质与社会科学性质的综合性科学。

在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综合性”———用系统观和整体观研究地理环境,始终是地理学最高层面的科学难点问题。

长期以来,地理学者努力探讨着“有机地综合集成”的途径,但从对当今地理科学所呈现出的两大发展趋势———宏观层面上的综合集成、孕育和滋生统一地理学;微观层面上对过程的研究、在学科研究深化的同时导致地理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比较分析来看,微观层面的深化依然是学科发展的主流和学科前沿的集中领域。

近年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越来越受到地理学者的重视。

除了采用地理学经典的方法———区域研究解决区域性综合问题之外,更多探索性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发展中,强调自然环境的作用,包括发展状态评价、发展目标选择,如国土开发与区域规划中,越来越重视资源合理利用、减灾防灾、环境保护等问题。

其二,重大的自然过程中,探究人类活动因素的作用。

除了国内重视驱动力问题研究之外,国外还非常重视对自然过程调控对策体系的经济评价等。

如全球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因素。

这种探索性工作都没有能够从有机整体去探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应当成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一个重要载体。

从地域系统的视角研究人地复合系统,应当有3个重要方面内容:第一,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尺度间的转换规律;第二,相同(近似)大小的区域之间人地关系作用的差异性及其特征;第三,不同人地复合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机制及其由此形成的更大尺度人地系统的整体性。

此外,从时间维度认识以上3者的变化规律,将有助于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深化。

以上所有作用过程和结果的可见形式,从平面效果看主要是土地利用结构与变化,从立体效果反应主要是综合景观
形态与演替。

即土地利用结构与变化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平面投影。

对人类活动进行地理研究的人文(经济)地理学,其核心概念是区位,区位的组合形态是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是区域发展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区域发展则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体对象与主要目标。

由于“区位”包涵着地理学科学机理层面的研究内容,在应用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选择是多种过程和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说它也是统一地理学的理论内核。

土地利用是区位选择的集成结果或综合呈现形式,是人文(经济)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的客观反映。

由于人文(经济)地理诸现象的空间分布在土地利用上的映射关系不是单一的平面投影效果,其中非物质形态的地理现象往往需要通过相关人类群体的活动空间、人造景观等方式,间接地在土地利用上给予呈现,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土地利用仍不失为研究人文(经济)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综合呈现形式。

驱动区位选择和土地利用的行为动机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消费需求、经济利益以及(理性)行为方式。

其中,对经济利益的驱动研究是以往土地利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在人类自身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人类社会发展在产业经济活动层面和社会生活活动层面的分异,使土地利用的驱动机制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从驱动主体而言,是产业结构演替与城乡聚落变化;而从驱动力的核心机理分析,是土地利用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遵循着区位租金定理,区位租金曲线决定着生活和生产场所的选址。

城市用地的扩张越来越多地占用农用地,农村土地利用结构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显著增加,工业企业从市区外迁而让位于第三产业,城市核心区逐步由一般商贸业转换为包括金融保险等在内的高级服务业等等,这些过程,是高地租土地利用方式替代低地租土地利用方式的过程。

如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相应的土地利用不是从低效益向高效益转换,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将难以实现。

在现实中,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会影响到土地利用的方式,如国家政策、消费者偏好等。

非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除了强制性手
段之外,仍主要是通过改变区位租金来影响土地利用结构。

其中,国家土地政策如何利用调整级差地租的杠杆引导土地利用目标的实现,是非经济因素经济化操作的重要方式。

此外,从驱动力视角探讨土地利用的经济收益问题,应重视土地通(可)达性与外部性的影响。

目前,从人文地理视角开展土地利用研究还有3个重要的新命题:土地利用规制、调控对策的经济核算以及环境伦理观。

滇西北金沙江斜向碰撞走滑造山带的确定
葛孟春,　江元生,　冯庆来,　谢德凡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基金项目:滇西北1∶5万霞若幅、中甸县幅区调项目
在已往发表的论著中,对金沙江古特提斯(D T )阶段的造山过程,多采用板块理论的俯冲碰撞造山模式。

但这一模式还未得到研究区沟孤盆的成对性、朝向消减板块方向的大规模推覆构造和相应的前陆盆地以及早期高压阶段和晚期中到低压阶段发生的多相变质作用等现象的有力支持。

通过对滇西北金沙江拖顶和拱卡段的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和构造解析发现,众所周知的金沙江古特提斯对接带最显著的特征是宽约1～2km 的韧性走滑剪切带。

该剪切带是西侧的三叠纪火山岩带和东侧的裂陷陆缘带沉积的上古生界的边界断层。

不同尺度的剪切带把规模不等、时代各异的地层体或岩块以及基性超基性岩侵入体编织成多级嵌套的透镜状或辫状网络系统。

陡倾的剪切面理及其上的拉伸线理指向,表明A 型褶皱轴及鞘褶皱中轴平行对接带或造山带的总体走向,故提出一种斜向碰撞走滑造山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式。

该斜向走滑构造形成的温压条件大体与绿片岩相相当,是在简单剪切机制下平面应变(K =1)的产物。

沿X 轴伸长100%,沿Z 轴缩短50%。

走滑构造的差应力值为44～55.8MPa ,应变率为1.41×10-12～4.35×10-10s -1,
属低应变速率范畴。

对剪切带内石英流体包裹体的测试结
果表明,斜向走滑构造发展演化进程中是不断抬升—降温的过程,估算的位移量为64km 。

这一结果与川西、藏东波罗—巴塘一带提供的金沙江对接带两侧上三叠统古地磁成果(于文杰,1993)相吻合。

在金沙江对接带的西侧,还发现斜向碰撞型壳源花岗岩
鲁甸岩体,岩石富Al ,K ,贫Ca ,Na ,Mg ,I (Sr )值0.7055～0.7057,显示壳源重熔成因。

根据Phillips 等(1976)观点,鲁甸岩体内同位素年龄值由南而北逐渐变新(243～149Ma ),是碰撞随着时间向北位移的证据。

根据诺利克阶(石钟山组)底部的磨拉石层与下伏的不整合及碰撞壳源型花岗岩(243～149Ma )的出现,以及晚燕山期的花岗岩体侵位于韧性走滑剪切带中,且未遭受到韧性
剪切变形,可推测斜向走滑构造产生于印支—早燕山期。

金沙江古特提斯阶段斜向碰撞走滑造山动力来源于印度大陆向北碰撞,其右岬向北东楔入,扬子陆块的阻抗,导致横断山右行斜压变形的产生。

横断山造山带的转换压缩变形的研究,对建立造山带整体的动力学演化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