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

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

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

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

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一、证明标准概述（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

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或确定性的程度，也是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最终胜诉或证明争议中的事实获得有利的判决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法官确信的一个标准。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民事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纽带，在理论研究和解决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司法实践上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诸如经济、科学和技术等不同程度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人们对于追求案件事实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诉讼过程中的核心是查明事实真相，只有案件事实清楚诉讼公正才有意义。

诉讼证明标准是衡量案件真实程度的重要指标，对诉讼的公正程度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标准的制定要求越高，相应的查明的案件事实越接近真相，实现诉讼正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证明标准越低，查明的案件事实越远离真相，诉讼公正越难以实现[3]。

因此，为了实现诉讼的真实性和公正性，立法者在制订证明标准时，应该把案件的性质作为制定标准的重要标准因素。

比如案件越严重，证明标准制定的就越高，反之亦然。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案件性质的不同并不仅限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区别。

民事案件之间的案件性质也存在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具有本质性。

我国就是在充分考虑不同案件的性质的基础上，以“高度盖然性”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性原则，同时又承认民诉法解释的第109条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特别证明标准，来最大限度的地实现真正公正的民事诉讼[4]。

高度盖然性，是指法官虽然从证据中尚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在内心中已经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之可能如此的判断。

此外，民事诉讼标准还有一个不成文的相对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程度稍低的标准，即较高程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此标准适用于少数例外情形，比如举证特别困难的案件以及程序法上的事实。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及应用（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背景“排除合理怀疑”最早出现在美国诉威尔森一案，此案发生在1793年的美国新西州的一个法院。

此案的法官向陪审员表示应遵循人道主义，如果对被告是否已确立所控诉的罪行存在合理怀疑，则应认定他无罪。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从字面上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又微妙的概念。

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

因此，法官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是什么在美国给陪审团的解释往往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并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英国法官也尽量避免定义排除合理怀疑[3]。

从对其表述方式看，它经历了“令人满意的良知”、“令人满意的相信”或“令人满意的理解”到“道德上的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变化过程。

要准确的理解这个特殊的证明标准，必须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把握其形成轨迹，探寻其所反映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理论所谓合理怀疑是指根据常规的生活经验和逻辑理论，以及正常心理状态和智力水平的司法人员对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所提出的怀疑。

所谓合理，也就是说怀疑应该有合理的理由，而不是单纯处于想象或幻想的怀疑。

台湾学者李学灯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事实，在比较和考虑全部的证据后，陪审员的心里处于一种状态，即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至于是否为合理怀疑，他认为所谓无合理怀疑，是指要达到良知或道义上的确信，足以排出一切合理的怀疑。

从反面来讲，在所有证据经过一切比较和考虑之后，审理事实的人基于道义和良知，对于诉追的事实不能信以为真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其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广泛采用，而且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各个国家许多学者对其的理解与应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要求证明程度必须达到绝对客观真实，而是比高度盖然性高一些。

比如在侵权案中，笔者认为对民事侵权案件的证明标准原则上要达到高度盖然性，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地进行提高。

当侵权案件中出现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准刑事行为事实时，由于其案件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对其他民事侵权行为来说是比较大的，应当将证明标准进行提高，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情形，即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简单解释就是法院有自由心证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法院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即使不能证明事实的存在，也应当认定事实的存在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应用根据危害程度不同，我们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9条的5个特殊待证事实分为准犯罪行为和其他。

其中的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属于准犯罪行为，而口头遗嘱或者赠与则属于后者。

准犯罪行为是指虽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但是却超越了普通民事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格的损害，严重地限制当事人的表意自由，动摇了民事私法根本的行为。

本条解释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合同法中，此类案件比其他普通案件社会危害性大，但是其取证相对来说更容易，有的案件是以合同的形式发生的，当事人提交证据方面困难相对较小。

但凡发生了准刑事行为，就会发生相应的实体法效果，即导致现有的法律关系无效或撤销。

因此，无论从维护法律秩序稳定或者保障交易安全来看，都需要对其提高证明标准。

口头遗嘱纠纷往往出现在家庭之中，而社会又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的。

只有小家和谐稳定了，社会这个大家庭才会长治久安。

因此，提高口头遗嘱的证明标准，使矛盾双方提起诉讼时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对于保障家庭中婚姻、亲子关系的稳定甚至于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至于提高口头赠与的证明标准，不仅在防止“受赠人”任意起诉，要求赠与人履行赠与义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维护物权的稳定性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相反的，如果说口头赠与的证明标准不提高，那么如果所谓的受赠人随意起诉赠与人不履行赠与义务，且证明标准又很低，赠与人的权利就受不到保障。

这样一来，不但使法院大大的增加了工作量，而且也严重违反了劳有所得的主流价值观。

另外，除了以上的五种情形适用高于一般性原则的证明标准外，对于可撤销行为的案件也应适当提高证明标准。

又因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要求较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举证难度会加大。

以此为一个衡量标准，在司法不断进步的同时，将民事诉讼中其他有必要提高证明标准的案件类型逐步完善形成一个层次体系，最终为多元化的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区别排除合理怀疑根据程度来划分，可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和排除较大合理怀疑。

前者为刑事案件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后者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

在民事案件中，我们被告知只需证明争议事实真实的可能性大于不真实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案件中，控方证据的证明力必须比民事诉讼中强，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要求将被告人有罪证明到你坚定相信的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事情我们认为是绝对确定的。

因而在刑事案件中，法律不要求排除所有可能。

排除合理怀疑应用于刑事诉讼中主要是顾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尺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