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幽默

【课外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幽默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的脑袋也不够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

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褶”，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账，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乘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

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钟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钟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予空洞头衔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