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区域分工抉择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科学》2002年第3期

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区域分工抉择

聂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0102）

提要：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通过分析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论证了劳动分工、制度供给、交易费用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内生关系。作者进一步运用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应选择的最优分工网络，从而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劳动分工、区域经济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的宏篇巨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按照斯密的本意，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Alfred•Marshel）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本文所要揭示的，正是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

本文结构做如下安排：第一部分综述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指出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第二部分运用模型证明几个劳动分工方面的定理；第三部分将这些定理应用于区域劳动分工模式的抉择；最后是小结以及本文结论的推广。

一、新兴古典分工理论

1、综述1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谈到劳动分工。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构。”（第5页）斯密说，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是减少了工种的转换成本；第三是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关于分工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1 限于篇幅及作者能力，本文不打算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做详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登录相关网站()查看。

（第16页）。斯密虽然洞见了劳动分工对增加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却未能深入地论证市场是如何决定分工的。

阿伦•杨格在其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Young，1928）中对斯密的思想进一步深化。杨格认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递增报酬是这一关系的基本特征，递增报酬依赖于劳动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在论及分工的决定因素时，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这样，便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自我演进的思想被认为是“杨格定理”。杨格深刻地指出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但对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原因却缺乏有力的证明。

此后，舒尔茨（Schultz）、霍撒克（Houthakker）、贝克尔（Becker）、杨小凯、黄有光、史鹤凌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杨格定理进行扩展或深化。本文摘要评述贝克尔和杨小凯的观点。

贝克尔在与马瑞普合作的一篇重要论文（Becker and Murphy）中指出，市场规模固然对劳动分工有决定作用，但更重要因素是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和“通用知识”（general knowledge）。贝克尔和马瑞普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达到均衡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和马瑞普用“协调费用”和“通用知识”两个因素来描述分工的决定因素，但却没有处理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文中实际上只承认了“协调费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协调费用”不足以概括发生在市场上的全部分工费用。

杨小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集大成者。杨认为，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会上升，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均衡分工水平（杨小凯，1997，第13页）。杨的重大贡献主要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正确地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1998，第10页）。杨所指的分工费用应该是包括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和空间距离造成的耗费两部分，杨并认为它们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而交易效率由法律制度或城市交通的改变外生决定。杨小凯首次用数学模型发展了杨格定理。然而遗憾的是：（1）认为交易效率决定交易费用恐怕是不正确的。交易效率是单位时间内成交的次数，而能否成交、成交的次数在给定交易好处的前提下，应当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因此，是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决定了交易效率，而不是相反。（2）杨声称，在他的模型中交易效率是内生的，但即便是在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1998，第480页），交易效率k也是一个“与制度环境或交通条件有关的参数”。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环境和交通条件呢？杨的模型没有明确说明。

事实上，由于距离造成的交易障碍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交易费用是由制度供给决定的，制度的形成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过程（林毅夫，1994）。给定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人口、政治参数及资源的相对价格，新制度的供给就是一个制度创新收益与成本的问题。收益往往是事前变量，随分工水平而递增，起决定作用的变量主要是成本，即交易费用。这样，决定分工水平的交易费用经由“制度供给”这一变量而完全内生了。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产生递增报酬，推动生产力水平上升，增加了制度供给的收益，并进而经由市场这种组织结构进一步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市场规模扩张，劳动分工水平达到更高的均衡。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劳动分工形成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水平上升、固定学习费用和平均交易费用下降，贸易产品种类增多，迂回生产链条加长，从而使市场范围逐渐由一区、一国乃至全球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