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

试比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课程名称:社会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号:Y********试比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袁婧 Y20110104【摘要】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它对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实现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罗尔斯和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异同进行比较，试分析二者正义的逻辑起点、正义问题的实质以及实现途径上的差异，以便更好的了解正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罗尔斯正义观一、罗尔斯正义论罗尔斯将其正义称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的更准确些,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1]。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着浓重的平等主义色彩,公平的正义意味着正义即公平,也就是正义是对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

他说:“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2]。

另外,“公平”在罗尔斯看来意味着前提的公平,正义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3]。

同时,“公平的正义”还意味着目标的公平,即这种正义原则所指向的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罗尔斯将“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所表达的一般正义观念描述为:“基本理念——所有社会基本善——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都应该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会有利于最少受惠者”[4]。

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概括表述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正义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安排应使它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以及在公平的机会和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正义原则被罗尔斯称为最大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正义原则则包括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

两大原则分别对应罗尔斯社会划分的两个体系,即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

在政治体系中,罗尔斯要求:首先,社会公民享有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包括参政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其次,每个人享有的自由是完全平等的。

在经济体系中,罗尔斯要求平等地分配收入、财富以及机会等,其中差别原则“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权力、责任或权力链条上的差距的组织机构的设计”[5];机会平等原则则涉及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的分配,它要求在权力分配方面必须遵从官职对一切人开放的原则,即具有同样才能的人具有从政的同等机会。

二、马克思和罗尔斯正义论的比较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都是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深刻反思的结果，共同关注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因制度而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所以两位思想家所提出的正义观有一些相同的部分。

例如，首先，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都关注基本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评价，强调制度正义的重要性；其次，二者都不停留于形式正义，更重视实质正义；第三，马克思与罗尔斯都重视经济平等在公平正义体系中的作用。

但马克思与罗尔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时期，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十分激烈; 罗尔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由于所处时代和理论方法的不同，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正义的逻辑起点的差异现代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建立在他的“新契约论”基础之上的。

罗尔斯认为，尽管近代社会契约论起源于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则，但有其“合理”内核。

因而他对正义理论的预设依然是一种超然的“原初状态”。

在这种“原初状态”中，人是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体，他们都处于“无知之幕”背后，各方都不知道任何信息。

首先，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以及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

其次，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善的观念、合理的生活计划乃至自己的心理特征，如讨厌冒险、乐观或悲观等。

再次，也没有人知道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或者它达到的文明或文化水准。

一句话，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是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隔绝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有关自己属于什么时代的信息。

因此，处于隔离状态的这种个体考虑的仅仅是自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至于其他个体的存在以及利益状况是毋需考虑、也无法去考虑的，人们在原初状态下的正义理念完全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个实现个体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场域。

与罗尔斯把正义看作是彼此分离、隔绝的“人”在“原初状态”中所定契约之结果不同，马克思认为，正义的逻辑起点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孤立的人之上，而是建立在具体的、现实的人之上，而作为现实的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并且人与人之间必然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并不是像罗尔斯所理解的那种“纯粹的”个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并不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活动要受实践活动规律的支配，必须要受社会中其他个体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制约。

总之，从正义逻辑起点的论证方式上来看，马克思与罗尔斯存在着严重分歧。

罗尔斯主要通过契约论的演绎方法。

他设定了“原初状态”的存在，并试图以它来安排正义的具体内容及规则。

他所描述的“原初状态”下的人是一种抽象的、原子式的、悄无声息的人，这种人完全处于一种价值中立状态，没有任何爱憎好恶观念，也没有私利之心，这与现实的人是完全相悖的。

相比之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的论证上，采用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方法。

他从生产方式入手，将正义观念看作是伴随着人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受生产力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物质交往制约的，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正义的逻辑起点并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而是处在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关系中的人。

因此，马克思对正义的考察是历史主义的，这种对正义问题的论证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自然的”历史进程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制约，因而也更能历史地、现实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正义问题。

（二）正义问题的实质上的差异作为新自由主义精神的表达，罗尔斯认为正义问题的实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以及如何协调二者关系的问题。

在政治领域，社会正义主要在于确认公民各方面政治权利的自由，同时也要确保那些确定基本自由的制度规范要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

然而，个人基本自由的实现会因社会地位、财富以及自然的天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使得自由的享有并不平等，为此，必须依靠“机会公平平等原则”，从程序上保证每个人都具有平等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以保证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得以实现。

在经济领域，正义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中。

在罗尔斯看来，由于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以及个人自身的资质不同，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可能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因而在利益分配上应当通过“差别原则”来限制经济领域的财富分配不公。

所谓“差别原则”，实质是试图通过在利益分配方面向社会处境最差者倾斜，以某种补偿或再分配的形式来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可以看出，罗尔斯是在默认了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力图通过领域划分和差别原则来调和正义内部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二者兼顾的目的。

与罗尔斯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正义问题实质是自由和平等及其二者的关系问题。

不过，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往往是虚假的、难以实现的，对自由平等之考察应该首先放到经济领域中去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平等的现实基础乃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自由平等观念的实质乃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

[6]由此，在正义问题的实质上，马克思和罗尔斯存在本质的区别。

其一，罗尔斯认为正义问题的实质是自由和平等以及如何协调二者关系的问题，正义与经济基础、阶级、剥削没有直接联系；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正义问题实质的确也是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但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自由和平等，离开经济基础、阶级、剥削去谈自由和平等是不现实的，也是虚假的。

其二，在罗尔斯看来，正义问题在政治领域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和平等，在经济领域则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且这两个领域中的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并不互相冲突。

马克思则认为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是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分配领域的事实不公在社会主义阶段是无法消除的，惟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实现。

(三）正义实现途径上的差异在正义实现的基本途径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社会当中种种不公正现象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还认为，建立在生产力特定阶段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是社会不正义的重要根源之一，所以也应当在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

在消灭了私有制和消除了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的前提下“，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7]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实现正义理念和正义规则的最为重要的路径。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因此，在设计通达社会正义的途径上，马克思和罗尔斯也存在本质性区别。

罗尔斯企图在不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情况下，通过领域划分和社会制度的调节来实现正义，这就注定了罗尔斯的正义观在一个不同阶级存在的、贫富相差悬殊的社会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得以实施，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理想层面的正义。

与此相反，马克思则主张正义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正义，正义问题的解决必须突破私有制框架，通过社会革命的公开对抗形式实行公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这样，马克思将实质正义的追求与实现看作是人类解放的过程和标志，正义的实现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种能够实现的、现实意义上的正义观。

参考文献：[1][2][3][4][5]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7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304.[8]蒋志红张廷国.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J]哲学动态,2011(8).[9]何建华.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 比较及启示[J].伦理学研究,2011(9).[10]伊恩·亨特著谭群玉、罗嗣亮译.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J].现代哲学,2007(1).[11][新加坡]洪镰德.马克思正义观析评[J].北京大学学报,1999(1).[12]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正义视界[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13]傅强.平等、正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凯·尼尔森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J].理论探讨,2008(6).[14]袁吉富.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从罗尔斯,诺齐克谈起[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4).[15]陈志.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比较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