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视角下的美朝关系重点

观念视角下的美朝关系——美朝关系的建构主义解读及其缺陷宋德星董庆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210093）【内容提要】建构主义理论对美朝关系解读的意义就在于，美朝这两个实力悬殊的国家所以建构起一种敌对身份，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传统的对权力的争夺，而是由于在两国间的互动模式及两国身份建构过程中存在着的文化结构、历史背景、观念差异等因素使然。

认同的缺乏使美朝两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明显不同，也使得两国在互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积极因素积累，尤其使美朝两国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认知相差甚远，进而根本性地导致了两国敌视关系结构的形成并长期化。

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有助于弥补以往许多传统的理论方法对美朝关系问题认识的不足之处，但它对美朝关系的解读是、且也只能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同其它理论一样，这种视角不可避免地也有其自身缺陷。

【关键词】美朝关系朝核问题建构主义国际政治传统上，学术界对美朝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战略等方面，而对在美朝关系中起到根本作用的国际态度、文化和认同等观念要素的研究却很少。

实际上，要探索影响美朝关系的深层因素，进而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对观念要素的认知和把握不可或缺。

为此，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全方位展示战后美朝间进行的权势博弈，而是从重大事件中抽取出影响两国间的那种敌视互动的观念因素，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美朝两国究竟为什么要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政策，从而抓住美朝关系中最为本质的因素之一——观念或曰文化要素的重要作用，为我们理解当今复杂的美朝关系提供有益的学理依据。

当然，建构主义也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不能解释全部复杂的国际问题，它自身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而这在美朝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建构主义解读的必要性人们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往往会采取历史研究和战略研究的方法。

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关系本身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所谓“高级政治”，即主要涉及的是国家权势、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消长，而且因为一国外交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且又是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得以哲理升华、从而用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渊源。

为此，历史方法和战略考察自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主要路径，并长期以来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正如伯纳德•贝林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获得关于过去的、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人如果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又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

”1所以，历史研究是人们得以获得各种经验教益和未来启示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从历史研究提炼出来的真实的历史经验和教益，对于当前的实践是否适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取决于这些经验和教益从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状态同当前条件和状态有多大的差异。

”2此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分析国际关系中各种复杂的现象。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的因果叙述性和文学艺术性同时也使之会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宏观概括性；而战略研究则是从国际政治安全的角度去分析各国的各种政策行为，明显地忽视了所谓的“低级政治”的重要性。

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大焦点问题，美朝关系可以说备受世界瞩目。

其实，美朝真正敌对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

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实行全面渗透和军事控制，并直接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从而埋下了美国和朝鲜敌对与冲突的种子。

这种敌对在朝鲜战争后进一步被强化，以致于整个冷战期间这种敌对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主线，至今仍没有太大的改观。

特别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围绕核问题展开了各个层面的博弈，两国关系因此时而紧张，时而稍有缓和，结果是陷入了紧张—危机—缓和—再紧张—再危机—再缓和的恶性循环。

如何看待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美朝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两国关系发展与演变的探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历史研究和战略分析两大类。

3显然，除现实的安全问题外，美朝关系的背后还有着复杂的观念要素的作用，例如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思想观念的冲突，乃至于冷战后国际体系文化的不同影响（包括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规范、日益强化的国际法意识、世界主流舆论和基本潮流）。

要解答这些因素对美朝关系的影响，无疑需要全新的分析模式和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国际政治社会学为研究范式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说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别于历史方法和战略考察的又一新视角。

应当说，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观点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方向，并没有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完全消失。

相反，只是强调国际政治的共有观念、国际社会、社会秩序、身份认同、国际制度等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理论，没有被过分强调国家对物质权力追求的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认同，因而长期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边缘。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突然戏剧性的和平终结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提供了强大动力。

鉴于随着冷战和平结束和全球化发展而来的国际关系日益组织化、制度化和社会化，一些学者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权力、利益、国际体系以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等重新解读，并开始赋予其社会文化的内涵。

建构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批判和继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分析国际政治一个重要维度，文化观念因素在确定一国对外政策目标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因素对美朝这一在文化观念上有着重大差异的特殊双边关系的影响尤其巨大。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美朝这一具有巨大实力差距和特殊性质的双边关系，单纯对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比分析不足以理解其关系中最核心的因素。

就冷战后围绕核问题展开的美朝关系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在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非军事要素的互动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例如，美国给朝鲜贴上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暴政的前沿国家”等标签，以及朝鲜一贯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论”等。

尽管美朝都相信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但对它们来说，这种安全威胁的来源主要不是建立在实力概念的意义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对方的意图即理念上（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

当1999年9月佩里从平壤返回美国时，有人问他朝鲜为何发展远程弹道导弹。

佩里指出：“我相信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威慑”。

“他们要威慑谁呢？他们打算威慑美国。

我不认为我们对北朝鲜是一种威胁，但我真诚地相信他们视我们为威胁。

”4可见，“安全是有形因素同无形因素的混合物。

它既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自身能力，又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意图。

”5所以，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什么样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互动中形成怎样的共有观念。

当然，这种共有观念既可以是敌视冲突的，也可以是认同合作性质的。

认同合作性的共有观念不会认为对方对自身具有威胁，即使它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如英国之于美国。

而敌视冲突性的共有观念，即使对方的军事力量非常小，其他国家也会觉得具有威胁性，朝鲜之于美国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对美朝关系的理解，共有观念、认同、价值观、政治体制等因素更具有意义。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美朝关系进行解读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美朝两国对国家利益的建构国家利益历来都是各国对外政策和行动的指南。

正因为国家利益如此重要，相关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各种理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无不给出了自己的经典论述。

而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是观念的产物，它是由国家身份来界定的，一个国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的利益和目标。

6所以，在美朝这一双边关系结构中，两国对各自身份的不同认知就导致了它们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进而导致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差异。

根本上，正是美国和朝鲜对各自国际利益的不同界定，建构了二战后美朝关系的基本框架，并进而决定了其基本发展态势。

与以往的国家利益观不同，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分析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国家利益的观念观。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和认知决定的，7观念和利益两者密不可分，不能做二元分割，利益成分中含有观念，观念中有利益的驱动。

为此，所谓国家利益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且还应加上精神利益，尤其是国家自尊应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建构主义还认为，国家利益虽部分来自于生物性动机，但主要是通过社会化习得而来，并不是由人性赋予的。

国际社会的机制、制度、规范等观念因素对国家利益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内化到行为体属性之中，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的属性，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不像以往理论表述的那样是给定的、不变的。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常常是行为体在互动进程中习得的结果。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要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分析美国的国家身份是如何确定的。

利益以身份为基础，正如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一样。

美国对国家身份的认知是根植于在社会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综合实力。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其先辈不堪忍受欧洲旧大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迫害，离开故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这块乐土，寻求自由和幸福。

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和比旧大陆更多的平等竞争机会，这块大陆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和追求自由的“希望之乡”。

更重要的是，经过拓荒时代艰苦生活的早期移民有了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来到这里是上帝的安排，他们是与上帝签了誓约的人，来这里寻求自由和民主是为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

”8所以，对于一个缺乏共同血缘和集体记忆的移民国家来说，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移民把“自由的捍卫者”作为其独特的身份，并一直贯穿美国的整个历史。

当然，这种自由捍卫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它的国家利益，并成为美国民众和领导人的普遍信仰。

正是这种对自由和民主身份的认同，捍卫自由几乎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口头禅，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最能打动公众舆论的政治词汇之一。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当天，布什不是称美国受到袭击，而是称美国的自由、生活方式、正义与和平受到了袭击，因为“美国成为袭击的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自由和机会的最闪亮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它闪闪发光。

”9美国“天赋使命”的责任感和自由捍卫者的身份使其不仅要捍卫本国的自由，而且要对上帝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促进普世的自由。

“仅仅被动地成为自由相关的美德的避难所并非美国革命的使命，美国应该主动拥护自由事业，在全世界扩大自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