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选任制度

汉代官吏选任制度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阶层注意总结前人尤其是秦朝用人经验和教训；根据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形，建立和推行了一套新的选官用人制度。

一、惩秦之弊，信用士人“士人”、“士子”、“儒（生）”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俗称。

西汉创建者刘邦，由秦的泗水亭长起家，曾经对“儒”等有识之士颇为轻视。

《史记》郦食其传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称帝后，著名辨士陆贾劝导他，在马上打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应该依靠武力夺取政权，而以知识治理天下国家，“长久之术”在于“文武并用”。

刘邦从此开始改变对士人的态度。

在倒秦战争中，刘邦又亲眼目睹了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情景。

因此，当西汉王朝一建立，刘邦便比较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了秦朝排斥士人参政暴虐而亡的教训，开始信用士人。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

原秦博士、投奔刘邦的大儒叔孙通提出建议：制定朝纲国典、礼仪制度。

刘邦采纳了，征集原鲁国地区的儒生30人，研究和制定国家礼仪，以明君臣、上下的尊卑秩序。

刘氏朝廷因之威风肃凛，等级森严。

刘邦情不自禁地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他懂得了信用士人作用何在。

此后，西汉王朝政府对知识分子是比较信用的。

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此后长期成为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做了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很不利的事情。

但由于对汉王朝专制统治益处很大，所以备受重用。

从此汉朝君主已经不再存在信用士人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更重用代圣立言的儒士。

汉昭帝死后一度掌管朝政的霍光，也曾深有体会地说：“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

于是他以昭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盐铁官营会议”，探讨和论证盐铁专卖政策。

今存《盐铁论》便是当时的记录。

整个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列的西汉132个“名人”中，知识分子占43个。

其中有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贾谊、晁错、魏相等，有一代名臣张苍、田蚡、公孙弘、董仲舒、贡禹、主父偃等，有著名文学家邹阳、杨恽、东方朔、褚少孙、虞初、主褒等，著名的水利家倪宽、徐伯、召信臣等，理财专家耿寿昌等以及史学家司马谈父子、法学家于定国、音乐家李延年等和著名学者毛亨等等。

可见，与秦朝相比，西汉在吸收和信用士人参政的制度上要开明得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正由于此，汉初统治者能制定和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国策，出现“文景之治”的兴盛局面。

否则，就无法想象了。

二、发布求贤诏，实施察举制汉政府不仅注意信用学问高深的士人，还希望把于国有用的所有士人和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收罗拢来，用于充实和更新国家官吏队伍。

汉初几朝皇帝曾多次专发诏令，在全国广为招贤，推行大规模的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说：上古时代称王称霸有所作为者如周文王、齐桓公等，都是依赖了贤能之士的帮助。

现在我们汉朝建立不久，需要大批人才帮忙治国安邦，而且到处都有贤能。

大家踊跃地站出来为我们出力吧。

国家不会亏待大家的。

这个诏令说明刘邦颇有求贤若渴的心理，更说明汉初急需人才的情况。

封建专制君主下诏，就是封建国家法律性制度的颁布。

刘邦的求贤诏确定了汉初的基本用人政策。

人事制度是用人政策的具体化。

汉代大规模的荐举人才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度，就是汉初国策的产物。

（一）察举制的概念“察举”也叫“荐举”，“察”就是考察、发现人才，“举”是推荐、起用或提拔人才。

推荐也叫贡贤，被荐者叫“举士”。

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整个过程。

这种选拔国家官吏的方式，史称察举制度。

（二）察举制的实施及其发展求贤诏后，刘邦曾提出具体要求，凡御史大夫、诸侯王、各郡太守等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必须向政府推荐人才。

不能发现人才、推荐人才者，要追究责任。

推举的基本对象，是有一定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

这是汉代察举制的先声。

所以察举制度最早产生于刘邦在位时。

汉文帝时，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规定了察举的两个科目：“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

这是察举制度付诸实施的开始。

汉武帝时代，全面推行察举制度。

中央规定了察举的期限、人数、对象。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有的郡国执行不力，郡守、诸侯未荐人才。

汉武帝为此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督促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

此后直至东汉时期，察举制度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长期推行。

（三）察举的主要科目西汉察举科目繁多，且每次下诏科目的要求不同。

较为常用的有孝廉、明经、明法、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贤良文学等科目。

所谓孝廉，即能尽孝悌、正直廉洁。

秀才即优秀、出众的人才。

贤良方正即有才有德、为人正直。

文学即通晓文理、词章。

明经即明于经典如《易经》《礼记》《春秋》等。

明法即通晓法律。

两汉政府几乎年年察举孝廉、茂才两科。

因此孝廉、茂才两科称为“常科”。

此外的一般科目则多由皇帝的特别诏令才能举行，算是“特科”。

（四）察举名额的分配察举制度正常推行后，汉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察举名额作了规定和限制。

一般情况是：有人口20万以上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20万人的郡国两年举一人；不足10万人地区三年举一人。

边郡和少数民族地区名额放宽：每10万人口年举一人，不足10万人口地区两年举一人，不足5万人口地区三年举一人。

朝中公卿大夫一般每人每年举一至两人。

（五）对察举者的要求为保征举士的质量，汉政府还对察举者提出了严格要求。

中央规定，荐举人要对被荐举人的行为、能力负责，不得以私情请托。

如被荐举人有问题，荐举人连坐。

因“选举不实”而连坐免官者，事例不少。

不按期如数荐举的官员也要被革职或受其它处分。

为防止和纠正荐举者循私舞弊行为，东汉顺帝时还下诏规定：“禁侍中、尚书、中丞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

即明令侍中、尚书、御史中丞的子弟，不得作为察举孝廉的对象。

因为这些子弟的父辈，活动于皇帝的身边，权势太重，所以必须回避。

（六）任用举士的程序两汉察举的对象可以具体到两类人：一是在职官吏中的贤能之士；二是秀民士绅。

任用举士的程序大抵为三种情况：直接提拔任新职，免旧职；先试用，后任职；经过口试（策试的一种）然后授职。

主要是第一和第三种。

在职吏员被察举者，一般是直接任命新职。

比如王吉因“明经”而由郡吏举为郎官；张敞经“孝廉”由本乡的“有秩”升补太守等等。

对于被举的乡绅秀民，多进行口试后择优授职。

当时口试是策试的一种。

策试又称对策。

答对清楚、思路敏捷者，往往授职为谏官。

汉章帝时鲁丕等“对策者百有余人”，其中鲁丕“唯在高第”，故“除为议郎”。

汉武帝时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王立、陈咸即经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对策成绩差者，任为一般官吏。

只有孝廉科被察举后，往往任县令或王国的相、县丞等职。

因此自察举制兴起，汉代地方郡以下官吏由孝廉出身者为多。

（七）察举制的得失作为两汉主要选任方式的察举制度，在推行以后，是收到了很大的社会效果的。

它为封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官吏。

据查《汉书》，立传者中有25人是由察举孝廉入仕的；《后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孝廉出身者达132人。

这些人后来都是颇有政绩的高级官员，否则难以入传。

没有入传的中下层官吏，数量就更大。

加之还有其他科目的举士，总数就更为可观了。

这样可以说，汉政府大量搜罗人才以充实国家统治力量的目标，由于察举制的广泛推行而基本上得以实现了。

综观汉代察举制度的推行状况，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主要体现在：第一，封建集权国家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大规模地举荐贤能，选拔官吏，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这在中国历代是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第二，在察举制度实施过程中，明文规定有关保障措施，防止营私请托，贬黜“谬举”官员等等，这对于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是必要的。

第三，对荐举的对象采取对策的办法加以考试，从中选优录用，以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这表明封建国家选官用人、开发智慧的水平有了提高。

策试虽是口试，但已是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最初形态。

先推荐后考试，两者紧密结合，对于提高举士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察举的名额按区域大小人口多少不等的原则分配、限定；对边远和少数民族聚居地适当放宽、予以照顾等措施，都是成功的做法。

第五，特别注重被举者的思想品德，孝廉要求为子尽孝为官清廉，贤良方正要求为人正直，都符合社会准则。

但两汉的察举制度也有缺陷。

比如：一，察举的众多科目中除孝廉常举行外，举办无确定时间，员额无规定数目。

封建君主往往因天地灾异、重大变故时擅意举行，使国家难以有效地按计划实施。

二，察举标准不具体、不统一，要求不同，难以为察举者所把握；多凭主观意向推举人才，难免失于偏颇，而且易于为营私请托者所利用。

三，无论何种制度，推行既久而不加改革，势必出现弊端。

察举制度施行三百多年，其中虽有小修小补，却未经必要的革新，漏洞越来越大。

在西汉时期尚算光明，到了东汉便阴暗日增，末期更不可收拾。

豪强大族开始把持朝政，弄虚作假。

汉灵帝、献帝时，民谣四起，人们奔走相告：国家“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到了如此腐败的地步，察举制终于成了高官贵戚舞弄权势的工具。

三、征辟制度征辟也是两汉政府选任官吏的方式之一。

所谓征辟，分为“征”和“辟”两种形式。

“征”是朝廷（皇帝）下令指名征召社会上有声望的士人，直接任为中央官员；被征者叫做“征士”或“征君”。

“辟”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长官征聘名人，任用为本署僚属，故又称“辟除”。

征辟是两汉信用社会名流贤达的基本方式。

皇帝征士，不仅是选拔合己之意的名士做高级侍从，还往往借以表示朝廷敬重老者与贤达，以端正社会风气。

东汉人陈忠就认为“皇帝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

征士的特点在于征聘，尊重被征士人的意愿，可以应聘，也可以不就。

应聘以后，任实际官职的不多，往往以此作为抬高身价的阶梯。

到东汉后期，渐成为君主求贤的一种装饰举动。

辟除法选拔面较宽。

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长官了解某名士后，即可指名辟用，被辟除者大有人在。

所以自辟僚属者中，丞相权力最大。

汉武帝时，丞相田蚡辟除用人之权，竞“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至上”，汉武帝很恼火，说，我也想任命一些，加剧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

辟除方式的利弊在于：中央给予各级主管官员选官用人的特权，使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较适意的僚属。

这有利于各级机构、部门长官对僚属的知人善任，协调主从关系，发挥所属官吏的积极性。

最大的弊病在于，长官自辟僚属，容易形成小山头或小集团，使少数权臣个人势力膨胀，助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