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一个人的记忆

倾听一个人的记忆

龙应台北京演讲

2016年1月6日

一只木头书包

我有一个木头盒子。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木头盒子的故事。

我的母亲有两个哥哥，在1959年新安江建水坝把她的家乡古城淳安淹没了以后，大哥一家被迁到江西、安徽边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被迁到江西婺源。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读书，第一件事就是把爸妈失去了三十年的儿子找了回来——在那之前，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90年代去了衢州，看见表哥在荒地里耕作，他的母亲，也就是我母亲口中常说到的大嫂，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坐在一个透不进一丝光的厨灶旁边。

2007年，我跟我台湾的兄弟们说，“多年来，我们只照顾了湖南的大哥，但是对于妈妈所牵挂的人——她的兄弟的后代，却很少关照，我们是不是太父系中心了？”

哥哥和我在那一年就到了江西婺源。

淳安应家的整个家族都成了农民了。我们坐在屋前的长条板凳上说话，翘尾巴的鸡咕咕咕咕到处走，一地的鸡粪和羽毛。一大堆人谈了好一阵子，把谁是谁搞清楚就已经很费了点时间。表哥突然站起来走进内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陈旧的木头盒子。木头原来可能是有颜色的，已经剥落得认不出来，小小的锁，因为岁月长久，扣不起来。

表哥有典型的农民的木讷，说，“姑妈小时候的。”

是我的母亲小时候的“书包”！

“怎么会在你这里？”我万分惊讶。

“外婆带在身上的。”

外婆？外婆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她——我对她一无所知。

表哥指着屋旁的竹林，说，“外婆的坟就在那里面，要不要去看看？”

我差一点跳起来。母亲朝思暮想的外婆在这里过世的？她曾经住在这屋里？她就葬在这林子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竟然还问我“要不要去看”？

我替母亲跪在泥地里给外婆磕头，上了香，回到屋里，我抱着母亲的木头“书包”，想看个仔细。外婆是淳安老街上绸布店的地主妻子，在离乡背井的岁月里，万里的颠沛流离，没有一片土属于自己，生命里什么都保不住了，却紧紧抓住女儿的一只木头“书包”，到死才松手。母亲在1948年离开家乡时才二十四岁，母女二人此生不曾再见。

我打开盒子，看见盖底竟然仍有墨色清晰的蓝色钢笔字：

此箱访客忽要开

应美君自由开箱

性格明朗、十岁的美君，“勿”字还写错成“忽”，正气凛然地告诉全世界不准动她的箱子。

我不知道外婆的名字，不知道她在哪里生、哪里死，不知道她走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的一生，我连轮廓都不知道。但是她是我最亲密的母亲的最亲密的人。我的记忆是彻底断裂的。

集体记忆的网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但是把它当作社会学建立完整理论的学者是法国的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他在他的经典著作《集体记忆》的序文里一开头就举了一个例子。

1731年，人们在法国一片森林里发现一个九、十岁大的女孩子。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完全没法说出自己的身世或童年任何记忆，人们只能从她零碎的陈述片段里去拼凑她可能来自因纽特部落；当她看见因纽特人的屋子或船或海豹的图片的时候，好像有较多的反应。她显然曾经漂洋过海被送到法国来。

哈布瓦赫的论点是，女孩无法表达记忆，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突然被连根拔起丢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使得她与原来所属社会的集体记忆的纽带被切断了。

哈布瓦赫认为，一个个人的记忆，必须有集体记忆的大框架的承载才可能被“召唤”出来。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我们记起了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身旁的人，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或同学朋友，问我们什么我们才会回答什么，而回答要先经过记忆搜寻，因此是与社团的互动维持了我们的个人记忆。人越是深处于集体记忆的结构中，他记忆的能力就越强。倒过来说，越是离群索居或是与集体记忆割裂，个人记忆的能力就越低。

集体记忆是一张编织绵密的大网，个人的记忆密实地编进了它的纹理，与集体记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宜昌夷陵黄花南边

我为什么对于外婆，一个在正常状态中应该非常亲密的人，一无所知呢？因为发生了战争，而战争带来断裂。外婆，以及外婆所附着的集体记忆——中国南方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整体，对于我是失去了，如同1731年那个小女孩失去了她因纽特的过去。而我的母亲，美君，介于两个世界中间，她被连根拔起，非但自己成长的记忆薄弱了，同时也无法对新世界的我传达她的已经无可奈何、无所附着的集体记忆。

就记忆而言，失去很容易，得回来，通常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2011年7月，我做了一次中国的火车旅行。为了实地去看百年前詹天佑川汉铁路的规划路线，我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搭宜万铁路一路西南行。

火车经过宜昌时，人们不经意地说，去年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国民党军的骸骨。

我追问，答案就是摇摇头，“抱歉，不太清楚了”。

我只好自己去找出2010年骸骨被发现时的报道：

发现烈士遗骸的地方为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目前正在修建的宜巴高速公路就从该村村后经过。《长江商报》报道，烈士的遗骸就是高速公路在修建中被发现的。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高速公路的施工方在作业过程中就发现了大量白骨，但未引起注意。“不少遗骨已随着土方被运走而被带到了其他地方。”南边村一位村民说。

当地一位八旬老人透露，当地埋葬的牺牲烈士有3000名之多……

87岁的易仁信老人，生活在南边村三组，他是目前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他说，当时的战争打得很惨，每天都有大量伤员不断送往这里的野战医院。

早年间，遗骸发现地南边村，就是一个巨大的烈士陵园。易仁英老人今年80岁，她是南边村一组村民。她还记得，刚到这个村子时，后面的山上还有一个几米高的烈士纪念碑。而在烈士碑后，还有三间纪念堂，“我来到这个村子时，纪念堂里什么都没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开始大量开荒种地，这些纪念碑和纪念堂都被毁坏了。

对于这些烈士到底是谁？他们是属于哪个部队？宜昌抗战烈士研究专家简兴安介绍，《宜昌抗日烽火》一书记载，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当时国民党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于1941年春担负宜昌小溪塔地区的防守，四年多时间里经历多次惨烈战役，阵亡无数将士。（来源：浙江在线《枣宜会战3000浙籍将士今天回家为护英灵当地曾改建高速》，记者胡昊）

请问，如果有一场长达四年的惨烈战争就发生在你的村子里，你每天看见尸体，村子边还有一个埋了三千人的坟场——尽管过了三十年、五十年，你会忘记这样的事吗？这个村子里的人，会忘记吗？

同样的问题，早期我曾经问过千岛湖的亲戚，因为我发现，当年到千岛湖观光的中国人竟然很多都不知道湖底有两个古城。1959年建水坝，至今也不过几十年，却可以淹没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的记忆？怎么可能？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现在千岛湖的导游会说到千岛湖下面有古城，龙应台的妈妈的家就在里面，我还偷偷高兴了一阵子。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居民，战争过后的七十年里，和街坊同一群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可能忘记那些惨烈的情景以及村子边三千个亡灵，但是战争，尤其是内战，后遗症就是带来种种的禁忌。政治正确的，可以纪念，政治不正确的，必须遗忘。那些“必须遗忘的”，第一二代人或许还深藏在心里，但是不可言说、不可传世到第三代以后，就是真的失去了，可能永远失去了。

记忆被按“暂停”了七十年之后，露出几根白骨，这时的人们对记忆有了新的态度。在2010年宜昌高速公路的规划里，箭在弦上的是要打桩，一根桩子预备插进的位置，正好是合葬坑的上面，当时的地方政府就决定，调整桥基位置，避开大墓。也就是说，一条高速公路为一个集体记忆而转弯了。

2015年，宜昌发现骨骸的位置，会建立一个纪念墓地，而三千骨骸，多半是当年年华正茂的浙江子弟，已经移灵回到浙江的乡土。

这时候，村子里的老人们就开启了关闭已久的记忆盒子。

“我曾经在当地找到过一户人家，他们家里就住着一个担架排，他告诉我，宜昌保卫战的时候，每天都要抬回来五十多个重伤伤员，最后能救回来的只有五分之一，那些牺牲的将士，按照当时的规矩，就是就地掩埋，”简兴安说，“枣宜会战里，光一个宜昌保卫战下来，就掩埋了一千多名将士。”

简兴安说，一开始，每个阵亡将士的遗体还是用白布包好，并埋上一个小石头，刻上数字标记。到后来，白布也来不及包了，就直接下葬。再后来，就是人叠人埋葬，上面盖上一层黄土。（来源：同上）

湖北宜昌的“记忆抢救”，是一段佳话。如果真诚又认真的话，后续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入爬梳，对于家属的口述记录，图片和文物的寻觅等等，都是把断裂的记忆重新接回来可以做的努力。

这一代人不让上一代人消失于黑洞里，那么下代人才不会把这一代人也视为尘土。

欧洲波兰卡廷森林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的屠杀不可计数，有些暴行的记忆，在战后得到用力的保存和传承，譬如犹太人的悲剧；有些，却还不见天日。我自己一直在关注的，是与宜昌枣宜会战同时的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