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时代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

美国进步时代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的腾飞,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遭到以大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利益集团的严重侵蚀。

在进步时代,为重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学校、非政府组织、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旨在培育与重塑公民公共精神的多中心合作治理,使美国社会重新进入正常、健康的运行轨道。

[关键词]进步时代;公共精神;治理19世纪末工业的大发展推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并在1894年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

在工业发展、集中和兼并过程中形成的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大型企业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在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导向下,有限政府权力分散,缺乏良好的组织体系和健全的管理系统,因此,以大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利益集团的势力几乎是在无制约状态下迅速膨胀,轻易实现了对大量经济资源的控制,并买通政府官员获得了政治支持,不仅干扰了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引发市场失灵,还加剧了政治腐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大企业支配经济的国家”,也使这一时期社会的道德基础遭到严重侵蚀,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程度达到了历史顶点。

在19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进步的代价开始觉醒,逐渐认识到“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

由此美国兴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又称为进步主义运动,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进步时代。

正是在进步时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对社会失范问题的治理和社会权利的维护,不仅需要政府实施社会管制将新经济势力集团置于有效的公共控制之下,使社会在新的制度和规则力量的调节下从无序转入有序,更需要公民加强道德培养、增强自治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工业时代的变动。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异化19世纪后期随着大企业迅速兴起并开始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主导地位,不仅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寡头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大企业手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美国社会开始由自由劳动者的国家转变成为雇员的国家。

在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新型经济关系和组织形式,使美国人建国伊始便推崇的自由、平等、独立等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受到严重冲击,成为社会失谐的重要源头。

(一)对效率价值推崇的无限扩大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效率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各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所普遍关心的中心问题。

这一时期著名的管理学者泰勒、韦伯等人将管理的中心问题界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围绕这一目标确立起相应的管理理论体系和管理操作程序。

虽然效率价值导向的形成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有效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效率价值主导的社会中,“理性似乎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它的出发点已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的制度化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其科层制的计划和象数学那样精确的预测,不仅夺走了抓在它们手心里的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夺走了他们手中的理性”。

尤其是后期在效率主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对效率推崇的无限扩大,效率逐渐成为美国工业社会追求的唯一的价值标准,而人在多数情况下则只是被看作被动的生产工具,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特质逐渐丧失,沦为大机器生产的异化物。

(二)个人成功理想的破灭内战后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西部地区的迅速开发,不仅为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经过努力奋斗积累的巨额财富,实现个人主义理想的成功机会,大大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拼搏精神。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一个人除了自己性格和智力的限制,不应该处于任何束缚之下,人们由于自身的价值胜利或失败。

成功是对精力、能力、节俭、坚忍、雄心和胆识的一种奖赏。

人们在——或者应该在这些品质的发挥中发挥竞争;拥有这些品质最多的人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成功。

他们在表达经济理想时反复运用的重要比喻是赛跑——通常被叫做“生活的赛跑”。

但在19世纪末支配美国工业的原则已不再是这种赛跑。

这种赛跑已经停止了。

新的组织体系以各种方式毁灭了这一理想的主体。

以大企业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使组织超出个人之上、压抑人性,阻碍、打击、挫败卑贱者,将人们努力和成功的道路弄得极为狭窄,使小人物得不到贷款并被关在市场的大门之外。

(三)对经济成功的盲目崇拜19世纪晚期新经济利益集团奢侈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开始侵蚀社会传统,改变人们勤奋节俭的价值导向,而且随着斯宾塞的学说开始在美国广泛流传,许多人相信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是自然规则和上帝法则的必然结果。

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救济穷人或者限制富人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

因而反对任何针对失业、贫富分化等社会弊病进行的社会改革。

同时,人们开始越来越崇拜成功者,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者。

许多人将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甚至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如有着特别权力和影响力的律师业,本应利用法律制裁大企业践踏民主的暴行,有效制约大企业的不法行为,却为了获得利益从属于公司企业,逐渐成为受到控制、丧失独立性的职业。

在这一背景之下,公民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水平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下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与重塑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对公民提出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

公共精神作为公民美德,本质上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的体现。

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还是公民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的达成,都离不开公民公共精神的支撑与支持。

而在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社会道德基础遭到侵蚀,个人责任感下降等严重社会失范问题的出现,在全社会倡导和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成为拯救道德危机、重塑道德体系、构建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必由途径。

(一)学校道德教育功能的关注和倡导进步时代也是美国教育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时代。

在这一时期理性、效率等价值和理念被引入教育领域,推动了教育机构的重组和教育体制的调整。

而且,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学校教育是培养优秀公民的一个重要途径,并对学校提出了重视和强化道德教育功能的新要求,推动了民主社会中学校教育功能的转化。

在公司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学校教育最主要的职责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

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管理理论及效率价值导向的影响下,美国的一些州进行了教育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将韦伯提出的官僚体制引入学校,通过专业培训和考核加强了教师的专业性,并加大了职业教育的力度。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对于进步时代资本扩张导致的道德滑坡和社会不安定问题的消除,则成效并不显著,而这恰恰又是亟待解决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关键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关注和倡导学校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美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宗教教育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宗教注重对人进行以服从、节制等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教育,但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人们更关注学校教育对共和国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

1908年美国教育家达顿和斯奈登不仅将以提高生产率为中心的科学管理理论引入教育管理,还特别强调了学校的道德教育功能。

达顿和斯奈登将学校视为“提升道德和文化水准的工具”,并指出学校教育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学校有责任和义务进行道德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使他们有尊重他人、遵纪守法、追求信仰、诚实守信、有自知之明等优秀品质。

在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施方面,达顿和斯奈登强调,教师、校长和督学应对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有清楚认识,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还要重视教师人格对学生个性的影响,因此,在培养和选拔教师时要特别重视师德问题,校长和督学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以保证道德教育的质量。

在这一时期著名的进步主义教育者约翰·杜威也指出,对于一个以进步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来说,学校改革是改革的最高层次。

因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方式。

人们参与公共利益的承担,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

”对应于这一民主主义概念,杜威认为,教育的道德功能在于培养个体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的个人利益,以及保证社会有序变革的心灵习惯。

基于民主主义的学校道德教育改革,有助于民主传统和民主社会价值观在全社会的重塑,有利于推动社会新秩序的形成。

杜威还指出,不能将道德教育仅局限于在学校开设这门课程的层面上,而是要将道德教育全面贯彻到学校的教育和生活之中。

为了适应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学校教育制度应进行改革,“仅注意使教育不被一个阶级积极地用来作为更加容易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不够的。

学校设施必须大量扩充,并提高效率,一般不只在名义上,而是在事实上减轻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使全国青少年,为他们将来的事业受到同等的教育。

……使所有青年能继续在教育影响之下,成为他们自己经济和社会的职业的主人”。

在道德教育的实施方面,杜威认为“种种积极的道德,如矫健、创才及新意等,这些品性,比较那奉令惟谨、完全可靠的忠信,在世界上是更有价值些的”,因而反对传统的依靠抽象说教进行的道德教育,认为将难以理解的道德观点与行为准则强加给学生的做法,忽视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反而有可能会阻碍道德的培养。

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主张学生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主动性,“从做中学”,以其兴趣、需要和活动为中心,从生活经验中掌握道德知识、提升道德观念。

在进步时代,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剧变,人们重新审视和定位学校的教育功能,认识到学校不仅应该成为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场所,也应该成为塑造学生人格的最主要场所。

而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功能的转化,尤其是道德教育功能的强化,不仅培养了学生趋善避恶的自律品质,也提升了学校和教师所担负的社会道德责任,成为重塑民主社会公民公共精神与准则,推动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进步时代,学校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和倡导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改造作用,其价值所在也正如杜威所表述,“使每一所学校都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

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一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强大且最好的保证”。

(二)非政府组织道德责任的担当和履行宗教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角色,尤其是宗教的伦理规范在塑造和培养人们虔敬、勤勉、节制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方面,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作用。

在进步时代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也促使人们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宗教的作用和教会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社会福音运动”。

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福音运动,标志着宗教成为进步时代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之一,思想开明的美国新教界人士关注并提出了宗教的社会责任问题,指出“必须像拯救个人一样去拯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