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
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它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并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人的觉醒”使个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被置放到了空前重要的高度。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关于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故事，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等，魏晋名士那种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他们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文学从“经夫妇，成孝敬”的政治教化的要求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情感抒发为主的转变，表明魏晋文学的主体抒情性在明显加强，从汉大赋到魏晋抒情小赋的变化可见一斑，文学发展成为个人的行为也表明了魏晋士人主体意识的强化。
“文的觉醒” 树立的文化标杆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期，然而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所谓“魏晋风度”，鲁迅将它与文章、药及酒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诗和酒是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

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
体悟人生的真谛，酒在魏晋时期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文人的放达行为与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从魏到晋的政治更替实质是假禅让之名而行篡逆之实，统治者为了掩饰自己的篡逆的本质，往往打出儒家的仁义道德来作幌子，大力宣扬所谓的忠孝观念，但其实质却是不忠不孝的。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于是就出现了魏晋名士们以偏激的、与儒家背道而驰的行为来达到反对名教，嘲讽礼法的目的。阮籍大醉六十日和率意独驾、不由径路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形神相融”催生的审美风尚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审美观念发展和提升的重要阶段。魏晋审美风尚集中表现在人物品评的风气上。人物品评由来已久，汉末魏晋以前统治阶级为了发掘人才，已经注意对人物的品德和才能的考察。在汉末年间的“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乡党评议的风气，其时对人物品评以符合儒家道德的“贤良方正”作为首要标准。汉末天下大乱，曹操在群雄逐鹿中认识到人才的价值和作用，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一改东汉时期的重德轻才为重才轻德。而曹丕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人物品藻的风气愈加兴盛。

对个体智慧才能的重视，使人们开始关注与才能相联系的个体气质、个性、情感
、神韵等，而这些往往是与人外在的形体仪容相联系的。刘邵在《人物志》中就具体而详尽地分析了这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的说法。因此魏晋社会的人物品评在才德以外又增加了审美的性质，不但评论人的才能，还评论人的仪态风姿。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时人形容为“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玄学更把对自然山水的崇尚亲近视作人的超脱人格的象征，常用自然山水形象来比拟人的才情风貌。《世说新语·容止》中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云、树、玉、风等清新秀丽的山水景物的引入，形成了人物品评上的清峻通脱的标准。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人物品藻中渗入了深遂的玄理，绝妙的姿容神韵被视为是人物的最高境界，比如“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人物品评并不只是简单停留在人的容貌，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在气质、情感中去。魏晋风度更主要指的是人的内在气度，是人的性情、才质的自然流露。魏晋士人通过品评人物，表达了对人自身的审视与赞美，崇尚那种自然率真之美、超逸脱俗之美、澄澈明净之美、器识明慧之美。魏晋时期是中国审美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音乐、绘画、棋艺、方药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多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
魏晋士人构建了诗意的生存空间，任诞而又潇洒的魏晋风度让生命向存在的无限可能性敞开。这种士林风尚使魏晋以来的文人怀想不已，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