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论文

管窥柳宗元“统合儒释”之思想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要：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纵观柳宗元之于佛禅的关系,其虽以‚自幼好佛‛自命,遭际乃至学理的吸引使之与佛禅亲和,然而从根柢上考稽,柳氏只是一‚援佛入儒‛者,其不专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立场、风范,仍可归诸‚辅时‛‚佐世‛的政治理想。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 其所谓的‚统合儒释‛的思想, 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和反映, 从而使其诗歌创作在蕴涵浓郁的禅意之外更涵他意，韵味无穷。

关键词：柳宗元；统合儒释；诗歌创作

一、柳宗元佛教思想形成的背景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蒲（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在唐德宗，顺宗易朝之际，他参与了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发起的旨在打击宦官，藩镇和贵族官僚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十年不调，备尝艰辛。元和十年（815年）调为柳州（今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四年后终于任所。

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政策开放，文化繁荣，国家意识浓厚的朝代，统治者虽然崇奉儒道，但也没有因此排斥西来的佛教。武则天执政时曾宣示：儒、道、释三家有共同任务，并令人撰写《三教珠英》，禁止佛、道相互攻击。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唐代人兼礼儒、道、释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致于唐代的文化也呈融合发展的特征。柳宗元自幼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作此文时柳宗元39岁，可知他在10岁左右已习佛。在唐代，柳宗元不仅是一位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进

步的思想家。他写过《时令论》、《断刑论》、《天对》等一系列著作，非天无神，对唯心主义天命观进行批判，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又著《封建论》，宣扬进步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些方面，他的思想都处在时代的先进水平上。因此他信佛教，就不像王维那样达到‚佞佛‛的程度，而是基于对佛教教义的独特领会与理解。他在谈到自己对佛教的认识时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赵中丞叔父召序》)其理论上的收获就是‚统合儒释‛。为此，他曾与‚古文‛创作上的战友韩愈进行过论战。他在《送僧浩初序》中为自己辩护：‚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他认为佛家的理论往往与《易》、《论语》相通，特别有益于性情。同时，柳宗元还认为佛教教义在改良社会，教化人民方面，有时能起儒教起不到的作用。如他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中说：‚夫欲即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得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将纷纷而群起矣。‛在他任柳州刺史，主持重修大云寺时，写下了《柳州复大云寺记》。他说，当地百姓‚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人‛，迷信巫卜，造成户口锐减，田园荒芜，对他们：‚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这自然是‚神道设教‛的表现，体现了柳宗元以佛济儒的倾向。在伦理方面，他并不赞成佛教徒的无夫妇父子，不事农桑，但他强调佛教是主孝敬的。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并指出佛经中的《大报恩》是宣扬孝道的经典。这样在伦理上他就把佛与儒统一了起来。很明显，柳宗元的基本政治伦理观点是儒家的。他研习佛教也是从‚实用‛出发，如同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要‚辅时及物‛一样，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教义纳入儒家的理论体系。这种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当时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表现。

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

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儒家思想。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他常以屈原自喻，‚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来立身行事的。他因妻子杨氏早逝，‚寡居已十余年，……至今无以托嗣续，痛恨常在心目‛（《与杨京兆凭书》）。他念念不忘求胤嗣，甚至提出愿娶老农女为妻，生儿育女。可见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元暠师序》、《送僧浩初序》等文中，都提出并阐述过‚统合儒释‛这一思想主张。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无夫妇父子‛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他也反对佛教徒‚不为耕农蚕桑‛而坐食的行为，而自己所注重的，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韫玉‛，即与儒家的经典《易》、《论语》相合的义理精神。一般说来，儒家‚入世‛，释家‚出世‛，似大有抵牾，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

他非常赞同慧能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的孝道思想，认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送濬上人归南觐省序》），‚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