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1](P30)，“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

……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可不能凭空无因此至”[2](P302)，曾在民国学界盛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尽管在专门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这要紧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继承传统的考据方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方式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肇端。

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终归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

而《国语》所载的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那么更可谓考据学的正宗。

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后进弥以驰逐”[3](P1723)。

尔后，为了辨识那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伙儿便前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式遍注五经。

至宋朝，由于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P4)，历史文献学愈益兴盛。

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向来有一种说法，以为学问有汉宋之分，以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以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

这种观点不必然对。

清人所谓汉学，事实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进展而来的。

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可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绩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制造的。

”[5](P514)固然，在传统学术中将考据学方式推向极至的仍当属清朝学者。

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世人群趋朴学，以至于“家有聪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6](P155)。

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

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7](P8)。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流变进程中，考据学方式可谓不绝于缕，而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朝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式，还直接组成了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

第一，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朝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经受了其遗泽。

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式和精神做不来”[8]。

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咱们宗旨第一条是维持亭林百诗的遗训”[9](P179)。

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阻碍”[10](P124)。

他乃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

”[11](P14)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式的周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12](P33)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贯佩服清朝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

……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13](P313)至于他在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集体，那么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

另外，梁启超一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那么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

”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14](P11九、98)。

第二，从胡适等人所提出的治学精神与方式来看，他们确实与清朝朴学一脉相承。

例如，在治学精神上，胡适所谓的“整治国故，必需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多诬前人。

不评判它们的是非，那么多误今人”[11](P6)，确实是脱胎于段玉裁所谓“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那么多诬前人。

不断其立说之是非，那么多误今人”。

又如，在治学方式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依照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

”[15](P326)这种熟悉无疑也是来源于清朝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事实上，那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朝朴学的后劲。

1920年，梁启超在《清朝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以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式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16](P7)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式……与清朝经师的治学并非有什么迳庭的地址。

”[17](P257)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渊源。

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

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

……只是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式方面发表了许多高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

”[18](P444)总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朝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式，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讲，诚可谓是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导意义。

二宏扬历代的疑辨精神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考据学方式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疑辨的精神。

揆诸史实，疑古辨伪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

孟子就曾声明：“尽信《书》那么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罢了矣。

”[19](P959)他而且还对所谓“血流漂杵”之说提出质疑。

到了汉唐，疑古辨伪之风更是勃兴。

如《汉书•艺文志》在著录书目中就直接注明其中包括“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

王充在《论衡》“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中，也针对古书多有辨正。

尔后，隋僧法经更在编撰《众经目录》时别立“疑伪”一门。

而唐朝刘知几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经》等专篇，柳宗元亦证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伪书或后人杂作。

时至宋元明，疑古辨伪风气愈形大开。

譬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

另外，陈振孙、晁公武二人，也别离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念书志》中指出了很多伪书。

至元朝，那么有吴澄《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

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诸子辨》，专力于诸子伪书的检讨；方孝孺亦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梅鷟也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

而胡应麟《四部正伪》一书，那么更可谓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清朝，疑古辨伪之风愈炽。

清初姚际恒撰《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对群经多所疑辨，复详列伪书百余种。

继其后，学者踵起，往往穷终生之力专辨一书。

如阎假设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乃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之部份为刘歆伪窜；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

固然，清朝辨伪最力者，还当属崔述。

他在《考信录》中，关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和《论语》之一部份外，几乎都疑心是伪书。

很显然，中国古典学术史上这种不绝于缕的疑辨传统，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头。

对此，顾颉刚曾明确说明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确实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那么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发我对《诗经》的疑心。

因此我的胆子愈来愈大了，勇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讲确实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

他而且还表示：“疑伪之事既已开了头，便遏束不来。

仿佛长江、大河挟了百川东流，势极汹涌，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

咱们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导它的下流，使之归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

”[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强调说：“以考证方式发觉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罢了。

”[12](P216)诚如顾颉刚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导思想，确实深深植根于历代疑古辨伪的传统。

第一，“古史辨派”继承了宋朝学者的强烈疑心精神。

诚然，在中国思想进展史上，“宋学”通常意味着对思想解放的某种禁锢。

只是客观来看，它在初起时期，却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疑心精神。

如张载便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

学那么须疑。

”[20](P286)而朱熹也说：“念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

到那个地址方是长进。

”[21](P186)他乃至还曾训导其门人：“诸公因此念书无长进，缘可不能疑。

某虽看至没紧要底事物，亦须致疑。

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

”[22](P2931)毫无疑问，宋朝学者这种疑心精神，在专门大程度上鼓励了“古史辨派”。

钱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咱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

”[23](P1920)顾颉刚也声明：“宋朝人的传道，其是非虽不可知，但宋朝人的治学，其方向确没有错。

咱们此刻正应该照了那个方向再向前走。

”[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又提及：“我在故纸堆里试探连年，明白宋朝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朝学者有周密的考据功夫，心想若是能把这两种益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

……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大体方式，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25](P263-264)。

无独有偶，胡适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也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式》一文。

在该文中，他不仅对朱熹的疑心精神做了充满激情的介绍，而且还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振兴的新时期的那些开辟的人和做工的人，都知道了疑心。

……使咱们，今世中国的儿女，在那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感觉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