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集团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

文学家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玄学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社会背景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和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就是从不同方面勾勒出魏晋名士们的精神风貌，对魏晋名士风流的状况做了客观而真实的描述，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名士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从王导、谢安到王羲之、张翰，莫不是清峻洒脱而又“风流自赏”，为后人所景仰。而风流名士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富于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

魏晋风度的永久魅力，也许就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深哲学理念演绎成为一种具体的

人生实践过程。于是，那种放荡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笑傲人生的气质也就不仅成为一种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兰亭集序》和《蒙娜丽莎》那样的审美价值。当人们为现实的利益得失而烦恼，当人们为理想的暂时失落而沮丧，当人们得意或许有些忘形的时候，魏晋风度永远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所有尘埃，使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受到荡涤，得到净化。我们不仅得到美的享受，更能得到人生的营养。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

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自此，中国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即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

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在这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玉、应炀、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表达人民结束战乱、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风格慷慨悲凉、刚健清新。“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雄据中原，实行“屯田制”，恢复了生产，经济得到改善，个别地方还“仓廪皆满”。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敕令，他甚至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为将守”，都可录用。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都是有力的冲击。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