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中国的翻译活动据史料记载可追溯至周代，象胥之称的出现使翻译活动已进入专职的领域。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晚清的科技翻译到民国时期盛行的文学、诗歌翻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忠实”这一原则贯穿始终，从文言体的“信”到现代的“忠实”，都是忠于文本的意思。忠实这一理论能历时如此之久而依然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在翻译中忠实真的是最高真理吗？笔者认为，在考虑读者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翻译才更具魅力。

标签：翻译忠实创造性

一、中国翻译忠实理论的发展

中国翻译中的“忠实”开始于东汉时进行佛经翻译的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随严复“信、达、雅”这一理论的提出，便将翻译忠实推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后又有“信达顺”“忠实、通顺、美”以及近来的“信达切”“忠优美”“正确、通顺、得体”，但似乎还是无法跳出“信达雅”的圈子。

“忠实”向来被认为是翻译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衡量译本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很多的翻译研究者认为，在这些古往今来的重要翻译理论中，是应该包含忠实的。

二、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与理想化

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很大程度上和“忠”字有很大关系，自古便有“精忠报国”“誓死效忠”这样的说法，因此忠的理念在翻译界便被升级了。直译派与意译派也因为形式与内容间的是否忠实原文对峙。笔者认为，这样的争执是无意义的，在文本、风格、意义乃至包括读者在内的众多因素，怎么能够全部满足忠实。如果一味去追求这样的忠实，便是将翻译的忠实标准绝对化了，未免有些太盲目，在这样的“忠”里面不免能够品到一些“愚”的意味。由于翻译是人的活动，必然无法避免译者的主观感受。译者个人必会对“忠实”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绝对的“忠实”，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其实早在支谦时候，便提出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也说明了翻译在文本与风格上面的矛盾性。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就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是在论及译事三难的时候。

这些大家提出了信这一标准，但是同时告诉人们很难达到，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笔者认为这些“信”的提出并不是让人们去膜拜，去瞻仰，重要的是心中有原文，努力去平衡。鲁迅曾提出的“宁信而不顺”惹来了极大的争论，他说出的“硬译”也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其实在笔者理解来看，鲁迅提出的翻译理论更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一个革命者的忠实的信念与立场，而非真的要去字字对译。

对于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也在译界基本达到了共识。既然这样，那忠实原则无疑是理想化了的。

三、立足读者感受，提升创造性

忠实是绝对的，理想的，但其确实指引着我们从古至今的翻译，不过至今为止，是否有更具可操作性的翻译标准呢？笔者认为，坚持忠实是应该的，但确是不可实现的。而立足读者的感受，去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则是可行的，在古往今来的一些翻译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

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译者做翻译是带着脚镣在跳舞。当笔者听到这样的说法，心里不禁想为何不把脚镣去掉，去自由的舞蹈呢？舞蹈是属于艺术层面的产物，具有审美与欣赏的价值。任何一个舞者如果在屋子内独舞，也只能是自娱自乐，一个真正的舞者是需要的是舞台，是观众。而译者不是恰恰可以把每一个原作看做是自己的舞台，读者不正是观看你表演的观众吗？

当然，有了舞台，绝非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舞台本身是有要求的，对舞蹈者本身也是有要求的，但这些要求不是束缚，而是为了保证舞台的完美性。译者的翻译，是要对原文本负责，也是对观众和读者负责。译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读者的反应，所以笔者认为，翻译要立足读者的感受，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林纾不懂翻译，但其译作却能洛阳纸贵，因为他以一个当时人当地人的思维在思考，在感受，其译作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感受，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一部翻译作品如果不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就势必会被淘汰，就必须要呼唤新的译本产生。

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之”和“三美”，矛盾的“神韵”，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郭沫若的“风韵译”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面的“忠实”而更看重了译者的创造性。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因时因地的发挥创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笔者举两个个例子来说明翻译创造性的重要。

例一：--我姓陈，耳东陈。

--My family name is Chen，C-H-E-N

面对上面的汉语，如果直接按中文翻译过来，一定会让英文读者不知所云，其实“耳东陈“就是为了告诉听着这个字的写法，而创造性的将其翻译成“C-H-E-N”巧妙的完成了中英文直接的转换。

例二：--“Did you say ‘pig’or ‘fig’？” said the cat.

--“I said ‘pig’”，replied Alice.

这是《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一段话，译文是：

--“你刚才是说‘猪’还是‘鼠’？”那只猫问到。

--“我说的是‘猪’”，爱丽丝说。

这里将fig，本来是无花果，翻译成了“鼠”，是完全不忠实。但这里创造性的发挥使译文读者明白，其实就是两个词的发音相似，才使得猫没有听清楚，再次问爱丽丝。

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实创造性是无处不在的。如果缺乏了创作，那么翻译将是机械的，表面的，译文很可能是晦涩难懂的。只有在创作中才能赋予作品以精神，以灵性，才能保持译作的生命力。

四、结语

“忠实”这一原则历经千年发展，在翻译实践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作为译者，我们要做的是，不能神话忠实，绝对的忠实不存在的，也是理想化的。立足读者感受，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则更具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许钧.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韩乐（1990-），女，汉族，河北保定，硕士研究生，河北大学，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