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梁启超大战革命党

1906：梁启超大战革命党

青年汪兆铭青年胡汉民

1906年度事件：“中国向何处去”大论战

缘起：梁启超新大陆游历归来，放弃革命主张

论战的缘起，与梁启超自新大陆游历归来之后，思想上的转变有关系。庚子年前后，梁氏高呼

革命，一度与孙中山走得极近；但新大陆之行，让梁氏对国民的政治素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梁

氏观察到：旧金山的华人文明程度远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而且身处美国这样先进的共和政体之下，结果仍然“犹不能达文明之境”，而终日堕落于宗法的压迫和堂口的血斗。在梁氏看来，“全地球之

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

梁氏由此得出一种结论：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之中国，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如欲强制推行共和政体，其结果将不堪设想：“乃

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

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让梁氏对革命与共

和产生了怀疑。

1903年10月，梁氏自新大陆回国，绝口不再倡言革命，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国民进行“思想

启蒙”，尤其注重启发国民的“爱国心”、“团结力”和“尚武”精神；同时，在政治上则不遗余力地提

倡“缓进”——在当日，梁氏有着孙中山等人无法比拟的“青年导师”的社会影响力，其政见的这种转变，对以“激进”为主旨的革命党而言，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为免青年之锐气因

梁氏的言论而受挫，为免本就弱小的革命力量因梁氏的言论而消解，革命党别无选择，唯有集中全

部精英力量，在舆论上对梁氏形成围剿。

1905到1907年间，革命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

与梁启超作了长达三年的车轮论战。双方论战文字，合计逾百万言。此一论战，其初衷不过是革命

党欲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但随着论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命题被纳入论战当中，

可以说，此后中国百余年来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题，都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国民

的政治素质，也因此次论战，而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其启蒙作用，较之日后的“五四运动”，恐

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徐佛苏当日评价：

“乃不意当国亡种灭千钧一发之危机，而有贵报（新民丛报）与某报（民报）之政论，放一奇

光异彩，于今日磷火青青阴气沉沉之中，其沉郁孤谅之血忱，精兴溥博之论据，诚足以开我我国千

年来政治学案之新纪元。……呜呼，使我国于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权

果谁属？否则于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东亚霸权果谁属？乃此等学说，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国前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学说，则犹前途不幸中之幸也。”

论战焦点一：要不要用“排满革命”来实现“民族主义”

百万余言的论战背后，其主题虽然纷繁芜杂，但却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革命党的“三民主义”——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并以之作为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甫一出炉，即成为论战的焦点。

先说“民族主义”。孙中山此一时期的阐述里，倡导“民族主义”，与倡导“排满”，是同一个意思。1902年之前，梁启超的“排满”言论也曾相当犀利，但此时，梁氏已明确成为了“排满革命”的反对者。这种反对，曾长期被扣以“站到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这样的大帽子。

梁氏本人显然不可能认同自己是在“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梁氏曾自陈，自己读到满洲入关残

杀汉人那段历史，每每总是激愤到不能自制：“（我个人）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

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

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

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

既如此，为何还要反对革命党“排满”呢？梁氏的理由有二。其一，现政府早已不是“满人政府”，梁氏质问革命党：“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此暗指直隶总督袁世凯），坐镇其间者满

人耶?而北京政府诸人，不几于皆为其傀儡耶？两江两湖两广之重镇，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乃

至满洲之本土东三省．今抚而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平心论之，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

不得与闻，决非衷于事实也。”

其二，梁氏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排满”，更是“排满”背后所隐含的“复仇主义”。梁氏说：假如

“排满”可以救国，自己何尝不乐意？但问题是，以“排满”为手段推动革命，意味着是在鼓动汉人向

满人复仇，是以仇恨作为革命的原始推力。革命的卑劣手段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革命的高尚目的，革

命又岂能成功？所以，梁氏总结道：

“（排满与救国）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痛，而必不愿为亡国之罪人也。”

以“复仇主义”的方式发动革命，在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屡见不鲜。最显著的例子，是40

年代的“土改”——“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力

嵌入和政治动员的结果，所以土改领导者往往发现，发动农民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

须借助诉苦、算账等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目标。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

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

激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据《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上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仔细观察，1900年代革命党的“排满”宣传，与1940年代土改中的“诉苦”运动，其本质上是一

样的，都是梁启超所谓的“复仇主义”，都是在以“复仇主义”作为革命的原始推力。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种种革命，种种革命于手段层面均不讲究，革命复革命之后，民国学人张

君劢所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是值得深思的。

论战焦点二：如何用“开明专制”的手段实现“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论战中期的主要命题。革命党提倡“民权”的目的，是希望以此结束“千年专制之毒”。梁启超同样倡导“民权”，论战双方在这一点上并无歧异。争论的焦点，出现在如何促成“民权”——革命党的意见，是推翻清廷之后，建立共和政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民权主义”；梁启超的意见，是维持现有的君主政体，在此基础上实行“开民专制”，逐步达成“民权”。

孙中山的“民权路径”，最早由汪精卫笔述刊登在《民报》之上，文章说：

“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

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

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察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