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一)

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一)

【内容提要】

汉末魏晋时期经学衰微,但在某些时期又显现出复兴的趋势,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绝如缕。在经学文学观的影响下,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歌功颂德、匡时救俗的赋作。建安时期,经学的余绪犹存,接绪两汉辞赋的传统,关乎美刺讽谕的赋作不少。魏明帝时期的辞赋充斥着浓厚的尊君思想和谶纬成分。晋氏受禅以后,经学复兴,歌功颂德之作不断涌现。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左一隅,此时润色鸿业的辞赋仍然存在。汉末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张扬个性,突出个人情感。抒情赋的大量涌现与古文经学对个性觉醒的启迪作用关系密切,王肃之学重视亲情,经学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抒情赋的创作。【关键词】经学;辞赋;美刺;缘情制礼

经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哲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刻而广泛。文学的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经学式微,但并末消失。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与经学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从经学的发展轨迹中探讨其对辞赋创作施加的影响。在当时的以美刺为目的的辞赋当中,以及在当时风行的抒情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出经学影响的痕迹。

一、汉末魏晋时期经学的发展状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今文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在两汉时期一直处于学术思想的核心地位。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势力逐渐增强,今文经学则日渐衰微。古文经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求得朝廷的承认,往往从今文经学方面汲取某些成分,以适应统治者的要求。这种学风从刘歆已经开始。东汉时代的郑兴、贾逵、马融都是兼通古文、今文的经学大家。马融的弟子郑玄融汇经今、古文学,遍注群经,成为通学派的大师。三国时期的王肃也是一位通学派的人物,他遍注群经,形成“王学”。混同今、古文的郑、王之学是汉末魏晋经学的主流。

汉末魏晋经学一方面打破经今、古文学的师承门户和宗派壁垒。另一方面又删繁去重,简省浮词。《后汉书·郑玄传》载:“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1212-1213郑学风行北方之时,南方的荆州,宋忠、綦毋闿等人也在做着删刬浮辞、芟除繁重的简化经学工作。

汉末以来的经学简化工作一方面是基于今文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株守家法师门,繁琐冗杂的解经说辞已经严重阻滞了各家学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庞杂的说辞阻碍了人们对经学义理的把握。所以说,经学的简化实质上是学术思想走出今文经学虚妄的迷雾,走向学术思想自主的一种表现。当人们以较为独立的学术头脑去重新关注经学思想、关注那些支撑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时,自然会对规范自己的情感和家族关系、家国关系等的一系列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以便这些观念适应时代的要求。可以说,当时的关注自我、张扬个性、重视亲情的时代风尚,在学术上是以对经学义理的重新关照作为契机的。

汉末的大动荡使经学受到严重的打击,但当时经学的影响并未完全终止。尤其是维系社会和家庭的那些观念,不会因为经学的式微而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从西汉以来,儒学的各种观念已经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当中,并且成为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因素。因此,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明白弘扬经学对创建秩序、稳定社会的重要性。曹操一向以尚法术重刑名著称,他当时对于经学也相当留意,对经学家卢植、袁涣等尤礼遇有加,在鞍马征战之余,昼则讲经,夜则思经、传。《三国志》载有他在建安八年(203)下的崇兴儒学的命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2]24

曹魏时期,执政者对经学相当重视。曹丕从小就涉猎经学。在黄初三年(222),曾下令制五经课试之法。明帝曹叡于太和二年(228)和太和四年(230)两次下诏崇儒贵学。齐王曹方精通《论

语》、《尚书》、《礼记》。高贵乡公曹髦曾于太学与诸儒论经。曹魏时期流行郑、王之学。郑学从汉末以来风行天下,王肃故意立异而与之抗衡。曹髦被杀后,王学凭借司马氏的势力压倒了郑学。在魏晋所立的十九博士中,郑、王之学几乎居于一统天下之势。其时,《易》、《尚书》、《毛诗》、《周官》、《礼仪》、《礼记》博士为郑、王;《左传》、《论语》博士为王氏;《孝经》博士为郑氏。

在与曹魏的斗争中,司马氏常常以名教为幌子标榜自己,铲除异己。司马氏的篡位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些世家大族多为儒学世家。积极预谋篡位的何曾、荀顗、石苞、王祥等皆身世显赫,笃信儒学。司马氏受禅之初,便大事崇儒兴学。不过,如果司马氏提倡儒家的“忠”,无异于自遗其咎,有其难言之隐,于是,他们转而大倡“孝”道。儒家讲究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孝与忠其指归是一致的。司马氏希望借助提倡孝道来达到要求人们忠于晋室的目的。

两晋经学承郑、王之争的余波。晋初,王学显要一时。中朝以降,政权是皇室和世家大族分享的,出于树立皇家威严的用意,南渡以后郑学抬头,晋初制定的各种丧制郊庙之礼皆依王说,弃郑说。元帝践祚,所立九博士中郑氏五人,王氏无一人。在两晋经学中,《易学》入玄,《书》传孔氏,欧阳、大小夏侯都在两晋消亡,《诗》宗毛氏,《礼》习郑、王,《春秋》学尚会通,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兼采公羊、谷梁之说。经学发展到晋代,今文经学几成广陵散。晋所立博士,无一为西汉十四博士所传者,今文之师法遂绝。

二、经学文艺观影响下的颂美讽喻辞赋的创作

经学要求文学创作应为现实政治服务,美刺时政,匡时救俗。王充《论衡·须颂篇》曰:“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文人涉世,应“纪主令功”、“颂上令德”3]卷20。郑玄在《诗谱序》中也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着明。”4]3基于这种观念,两汉的大赋诚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那样,都是“或以输下情以通讽谕,或以宣上德以敬忠孝”的作品。在经学文学观的影响下,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歌功颂德、匡时救俗的赋作。

建安时期,经学的余绪犹存。接绪两汉辞赋的传统,关乎美刺讽谕的赋作相当不少。京殿苑猎方面,有边让的《章华台赋》、繁钦的《建章凤阙赋》、杨修的《许昌宫赋》、曹丕的《校猎赋》、王粲的《羽猎赋》、应玚的《西狩赋》等作品。边让的《章华台赋》为讽谏曹操建铜雀台而作。其它的赋或借宫苑的描写以寄托中兴的理想,或借羽猎描写军容之雄壮,总体来说都没有汉赋铺陈夸张的盛大气势,显得较质实,这是风衰俗怨的苦难时世在赋作中的折射。都邑赋方面,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等通过描写自己家乡来讴歌和平生活的美好。这一时期从军征行的赋作大量涌现。汉赋这类题材较少,今天能看到的,只有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崔骃的《大将军西征赋》。战乱频仍、群雄逐鹿的现实刺激了建安时期这类赋的创作。这类赋现存的有徐干的《西征赋》、繁钦的《征天山赋》、阮瑀的《纪征赋》、杨修的《出征赋》、王粲的《浮淮赋》、《初征赋》、陈琳的《神武赋》、应玚的《撰征赋》、曹丕的《临涡赋》、《济川赋》、曹植的《东征赋》等。这些赋通过从军征战的描写,来反映曹军的煊赫声威,歌颂曹操澄清宇内的功绩,很好地发扬了经学文学观论功颂德的传统。如王粲的《浮淮赋》赞美曹操的水军:“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钲鼓若雷,旌麾翳日,飞云天回”(注:本文涉及赋作,均引自《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琳的《神武赋》赞美曹操:“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识也。”这些赋作,均以颂美当道为务,继承了汉以来辞赋颂美主上的功用。

由此可见,即使在情志奔逸的建安时代,经学文学观对于文学仍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明帝曹叡即位以后,坚持曹操以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针,政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曹叡多次下诏崇儒重学,经学得以恢复、发展。郑玄、王肃之学风靡天下。曹叡也像汉武帝那样,大兴土木,营建宫馆。他修缮了许昌、洛阳的宫殿,在洛阳建造了昭阳太极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