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

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

摘要：中国古代的门阀士族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它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既与统治者追求长久统治的目的有关，也与士族本身的综合素质和统治者的能力、声望密切相关。

关键词：士族；士族制度；特权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发展到后来，士族成为一个累世高官、享有特权、生活糜烂的特殊阶层；国家也把家世作为选官、任官标准，即形成了维护士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士族制度，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田余庆的专著《东晋政治制度》；余英时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唐长孺的《南朝士族的衰落》；朱绍侯的《从户籍和里伍制度中看东晋南朝的阶级关系与士族地位的变化》……都阐述了士族制度的特点、衰落等。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形成，却论述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通过士族制度形成的过程，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汉武帝“崇儒”政策推动了士族形成

（一）武帝之前士与宗族的关系

西汉政权是刘邦带领一群谋臣勇将东征西战打拼而得来的，但士人未发生重要的作用。此时高祖阵营里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国时的单身“游士”没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社会凭籍。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但在天下未定之前，一直被冷落一边。唯一例外的是萧何，却有特殊的原因，他举宗从征，完全是为了去高祖之疑。

我们可以从名士主父偃初期的情况得到证明，《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吾或十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前士与宗族还没有打成一片。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帝前的士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士族。

（二）武帝“崇儒”后士族的发展

但在西汉中后期，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其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家天下，他开始变“无为”为“有为”，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消除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令、酌金夺爵；为了防止地方官不力、不忠，实行刺史监察；为了防止武将权势太盛，危及政权，对武将多有防范；为了防止丞相权威过重，建立了“中朝”决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项是，为保刘家天下长治久安，采用了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政策。此政策一经策定，社会上便开始崇尚儒学。之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儒生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们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士与宗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列举几条士与家族结合的史实，便可明了：

《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

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1]。

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2]。

士族在武帝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其实际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族在得势之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3](P197)。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转变为士族。当时邹鲁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4]，可略见一般。读书既为利禄的敲门砖，那些有势的强宗大姓何乐而不为呢？如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5]。又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徒平陵，父宾明法律为御史”[6]。这些便是普通强宗大姓转变为士族的确证。我们再进而一察士人凭籍政治而发展宗族财势，便可有更明确的认识。张禹在政治得势后，便极力为宗族求发展：“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7]。还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也是如此：正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一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8]。

到了西汉后期士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最明显的便表现在王莽“新”朝的兴败上。王莽早年即以士人而非外戚姿态出现：“莽众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归事沛君陈参，勤身博学，被服为儒生”[9]，因此一时名士如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阳等都成为他的支持者，及后执政，遂有宗族与士人结党为莽效力之事。而新朝的失败也与士族大姓有关，他采取的“复井田”、“禁奴婢”大大侵害了士族大姓的利益，最终纷纷起兵反叛。

二、东汉时期士族制度的萌芽

士族在东汉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士族制度也开始萌芽。为什么士族在东汉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呢？这既缘于东汉政权跟当时的士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在于中期以后臣强主弱，政治黑暗，察举征辟选官制度成为门生故吏交结的条件。

（一）东汉政权的士族基础

先看东汉的建立者刘秀，他曾在长安太学学习过，称得上为士。他起事时举宗从征，如王常谓下江兵将帅：“今南阳诸刘举宗起事”[10]。到了后来就更进一步，除父族之外，往往扩大到母族、妻族。在光武集团这个阵营中，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由此可见，东汉政权的领导集团是士家大族。

再看为东汉政权建立付出血汗的功臣们：赵翼说过“东汉功臣多近儒”，曾以邓禹、耿弇、冯异、马援、窦融、寇恂、贾复、王霸、耿纯等人为论断根据。我们若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加以分析，再佐以其他种种材料，合而观之即可以了解东汉政权与这些士族的关系。赵翼所谓多近儒之儒是取了狭义的意思，如扩大而用之于一般知识分子，则我们可以说，创造东汉政权的主要是士人，而这些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随着整个宗族。士族举族从征之事，我们可以从《汉书》的一些人物传记中举一些例证：

冯异：“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上书亦自云：“臣本诸生。”其为士人固无可疑。异初拒汉，后始归光武。建武二年破严终、赵根，“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賫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马援：“扶风茂陵人也。……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亡命北地，遇赦，遂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注引《续汉书》曰：“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帅令，是时员（按援之兄也）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

以上仅为光武朝内部，但事实上当时士族势力遍布全国：王莽末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自拥众割据一方，如：“东方的刘永集团、张步集团、董宪集团；北方的王朗集团、彭宠、张丰集团；西北的卢芳集团、窦融、梁统集团、隗嚣集团；南方的李宪集团、秦风集团、田戎集团；西南的公孙述集团”[3](P215)。这些集团的领袖人物大多与士族大姓有关，《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都有确切的记载。

（二）士族享有的权益

由以上可见，东汉兴起时士族大姓势力遍布全国。任何集团如想获得政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士族大姓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更何况那些武装集团本身便是主要来自这个阶层。东汉政权能迅速建立，和它在这一方面应付适当极有关系。光武帝没有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制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况且当时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也无法推行下去，所以东汉政权对他们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其在政治、经济上享有一定权益。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胶东侯贾复“食郁秩、状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凡六县”[11]；高密侯邓禹“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广平侯吴汉“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好畴侯“食好畴、美阳二县”。其余二十四将，除杜茂源封脩侯“食本县”后坐事改封蘧乡侯食本乡外，将皆“食本县”。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银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光武帝时，“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2]。

从上，我们看到了“增邑”、“封侯进爵”。封侯进爵虽在文中并不明显，但光武为东汉之始，许多士族竟然为侯，当然不是前朝的延续，而是新封。不过这些权益还没有形成士族特权。士族特权的形成与汉时选官实行的察举制出现流弊更有直接关系。

（三）察举取士的弊端推动士族制度萌芽

汉代选用官吏，采用察举、征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举荐制。即由地方长官推荐有德行的人为官，或直接由朝廷、官府征召某人为官。西汉创立的察举取士，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打破了宗法世袭制，使得社会上的各种人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但因其以地方察举为主，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相配合，因此，它缺乏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选士的实际效果如何，完全依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主持察举的人的素质如何而定。当社会政治清明与主持者廉洁公正时，察举有可能比较公正实施，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但封建社会真正政治清明的时间不多，以致很快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特别是，东汉自和帝开始，小皇帝出现较多，皇权旁落，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两大政治集团：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两者相互争斗，轮流执政，政治黑暗。在这样混乱的统治下，主持选士的多是贪赃枉法之人，察举选士弊端百出。做官的不仅举亲属为大官，还通过举荐、授学、传经，使门生故吏遍布全国。门生故吏为了利禄趋炎附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甚至“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13]。大官僚便与之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权势倾天下。

东汉的世家大族，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鼎盛标志。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最初主要是靠个人才德，通过乡举里选入仕。但正如前面所说的，随着选举制度的嬗变，士族的特权初现端倪，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了一定的特权地位。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章帝诏曰：“每寻前世举人贡生，或叫圳亩，不系阀阅。”说明章帝时“举人贡士”从阀阅门第出发的现象已经发生。王符也曾在《潜天论·交际篇》中说：“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说明士族已开始垄断仕途，四世三公、四世五公家族自然产生。最后形成这样的局面：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因为政治上的强势，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与劳动人口，他们各自建立庄园，通过奴隶、部曲和佃客辛勤劳作，实现田庄经济的自给自足。

仲长统说过：“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14]。他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族姓”或作“姓族”，当指士族。不过仲长统把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说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社会制度。《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的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上”。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形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只能算是这种制度的萌芽。

三、曹魏时期士族制度初步形成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以一统天下为己任。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能否得人才成为其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选材为官，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关系到政权稳固的重大课题，“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但任何朝代的选官标准，都与当时帝王的能力、威望相关联，曹氏废汉自立，有篡权之嫌，为了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就需改变之前的唯才是举选官策略，采取对士族有利的九品中正制。有了这个政治保障，士族制度开始形成。

（一）九品中正制在曹氏与士族的妥协下产生

1.曹氏篡权之前选官实行“唯才是举”

东汉以来的以经术、德行、门第为主要内容的察举制度，到曹魏时，一方面已流于形式，充满弄虚作假的成分，另一方面也由于天下大乱，人才流移，使得察举本身不能正常进行。据此，曹操果断地提出“唯才是举”，“凭天下之智力”的选拔人才方针。它连续五次下令求贤，不论身份贵贱、品德如何，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选拔为官。出身于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阶层的代表，与士族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故而，始终对士族集团采取抑制与打击的政策。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孔融、南阳名士许攸、关西大族其家四世三公的杨修，皆被寻机杀害。建安十年，曹操颁行《破朋党令》，意在杜绝士人交接之风，嗣后，于垂暮之年，又连下求才三令，明确提出选拔人才“要唯才是举”，彻底否定了汉时选举人物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即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传统的门第观念，彻底剥夺士族豪门选拔官员的特权，从而使士族集团势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15]。正由于曹魏“唯才是举”，才使曹魏政权实力不断增长。

2.曹氏与士族妥协的产物——九品中正制

东汉以来形成的士族集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深厚的社会基础，犹如一株错根盘结、枝叶繁茂的大树，尽管曹操对其进行抑制与打击，但欲想予以彻底的铲除，则无可能，相反迫于形势，必须拉拢与任用一部分暂时能与自己合作的士族。因此，其选材政策逐渐改变。特别是在赤壁之战后，其政策由对外征讨转为对内经营，用人政策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16]。曹操矛盾行为，恰好说明了他对世家大族的态度的改变，即为了争夺皇位，他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

到曹丕称帝时，士族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再对他们采取激烈的措施已不可行，那样只

会把他们都赶到对手那边去。世家大族抵制曹氏代汉，虽有关系正僭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担心保不住其既得的利益——做官和特权。曹氏既然急于称帝只有设法缓和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拉拢世家大族，求得他们的支持。于是，东汉政权的最后一年——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在即将代汉自立之际，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始创并实行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二）九品中正制的嬗变及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1.九品中正制的内容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主要包括：

1）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叫中正官。中正官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郡设小中正官，。中正官由中央委任，这保证了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了他人对中正事物的干扰。

2）中正的职责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即九品）。

3）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定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高，升迁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低，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九品中正制，从正面看，选举人才品状并重，能在一定程度选贤任能，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但选官实践中却不是这样。

2. 九品中正制的嬗变

九品中正选官制在选官实践中发生了改变：

首先，负责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通典·选举二》云：“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从这样的中正人选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来看，皆符合士族的状况，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评论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文中所说的主簿、功曹皆中正之佐官。

其次，在品第人物中，人物的家世被作为主要的条件，后来发展为唯一的定品标准。中正在评议人物之后，需将品第结果上报朝廷，这种报告通常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家世、状、品。所谓“状”，即前面介绍过的对士人道德才能的总评语,九品中正制对士人的状很简单，诸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17]；“能清言明理，文义可观”[18]……，既片面又空洞。至于“品”，就是等级，综合家世、状来确定，分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与下品，。其中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二品至三品为上品，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品至九品为下品。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状”内容空泛，“品”依据门第，由此可知，中正评议报告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但实质最后的落脚点仍在家世。

3.九品中正制嬗变的结果

《三国志·傅嘏传》载傅嘏难刘劭考课曰：“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簿伐则德行未为叙。”

《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云：“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接任”。

所谓“簿伐”、“簿世”就是这个人家世的记录，亦即家谱之类。可见，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成为品第人物的惟一标准。《文献通考》卷34《壬子条》亦载：“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祖。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

九品中正制至此成为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负责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另一方面被品第的人的家世作为惟一的定品标准，九品中正制因而成为士族垄断官员选举与考核的政治工具。官品与人品（即九品等级）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家族中有人居高品，子弟便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取得较快升迁官品高品的资格；等这批子弟达到官品后，下一批子弟又容易获得人品上品。相反之，官居下品者，子弟往往得到人品卑品，便形成向官品下品的循环。导致满朝文武大臣，非其子孙，则其曾玄，从而控制了军政大权，保证了经济特权，为门阀制度的确定铺平了道路。

四、东晋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

九品中正制，作为曹氏与士族妥协的产物，带给了士族很多的特权。这种趋势在西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西晋存篡权之嫌，统治者为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对士族继续实行放纵与笼络政策。在东晋时士族制度得以确立，因为开国者的声望、能力欠佳，士族在政权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司马睿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之事，王导在这一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晋书》卷6《元帝纪》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由于司马睿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以至司马睿到建邺半年之久，“吴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19]（P1745），王导与其兄弟遂导演了三月三的上巳出游，情况才有所改观。《晋书》卷65《王导传》记载：“三月上巳，帝亲观锲，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从骑。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之后，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江南士族，在这样的拉拢政策之下，三吴士族纷纷投靠司马睿，“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19] (P1746)。

这种“主弱臣强”就决定了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势。在王导时，政权、军权皆出一门，王氏兄弟子侄分布内外，声势显赫，时人语之曰：“王与马共天下”。之后，庾、桓、谢诸大姓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联合专政，使士族门阀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支持，士族的地位已高得无人可比。处于这样的高位，士族为保持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与门第望族身份，就需要政治上的特权作为保证，从而东晋进一步发展了九品中正制，“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20]，使像王谢家族的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业被冠带”[20]。在经济上，他们垄断土地所有权，掌握山林川泽，凭借超经济强制权，最大限度地分割国家的人口，大量占有佃客、部曲、奴婢以及变国兵为私兵。在社会生活上，士族“视寒门之子轻若仆隶”，为了维护士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崇尚清谈的浮华之风。

东晋之后的南朝政权，立国者皆有篡权之嫌，声望不高，为了获得士族的支持，只得让他们继续享有特权，使九品中正制在南朝达到高峰。但“物极必反”。这种制度既给士族带来了种种权益，也带来了腐朽。他们只知道贪婪地攫取物质财富，放纵地追求生活享受，完全成为一撮社会的寄生虫，从而成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腹无半点文墨的一个白痴阶层。而那些寒门庶族势力，自然深得皇帝信用，逐渐凌驾于世家大族之上。这在南朝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梁末年，侯景叛乱时攻入建康，门阀士族在战乱中竟连逃跑的本领也没有了。他们体羸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因而死者积尸满路。士族这块社会腐朽之木，已为时代的发展所不容，逐渐走向没落，消失在历史的沉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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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Officialdom System Abstract:The officialdom system , was a distinctive polity system during th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 its occurrence had a complex background , which wa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the rulers explored for the long-standing rule , bu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family of power and influence’s complex quality and the rulers’ prestige and capacity

Key words:the family of power and influence ; officialdom system; privi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