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牧咏史诗中的翻案诗及其创作动因

论杜牧咏史诗中的翻案诗及其创作动因作者：陈可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3期摘要：杜牧好作咏史诗，其中有纯粹的咏史怀古之作，也有“翻案诗”。

这部分诗歌虽然量少但立意鲜明，很有新意。

通过对杜牧《题乌江亭》、《赤壁》、《题商山四皓庙》、《题桃花夫人庙》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翻案诗”的具体内涵。

而杜牧的家学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则是促使其创作翻案诗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翻案诗；家学背景；政治环境；反用典故；以史托志唐代是咏史诗创作的高峰时期，唐以前，咏史诗的数量很少，仅有二百余首。

“而唐代的咏史诗共有一千四百余首，仅晚唐就达千首以上，占全唐咏史诗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杜牧生活在晚唐，其咏史诗的创作数量达到了30余首，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晚唐消沉纤弱的文坛中独树一帜。

而且其许多咏史诗中所表达的看法观点往往与他人不同，他不是以一个局外人和过来人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历史事件，往往能够推陈出新，出人意表。

他的这一类咏史诗又称为翻案诗。

一、“翻案诗”的内涵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一类，一般来讲，咏史诗大多以历史事件与为描写客体，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凭吊或借国家兴亡寄托个人抱负，借以抒发诗人的个人情怀与感悟。

咏史诗起源于《诗经》、《楚辞》，但以“咏史”为诗题则始于东汉的班固。

之后历经发展，至晋代，左思开创了“咏史以抒怀”的咏史诗新模式，并为后世诗人一直沿用，杜甫的《咏怀古迹》组诗就是这一类型诗歌里的翘楚。

前文我们也提到，唐代咏史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文人墨客喜好郊游，每到一处名胜便会赋诗咏怀。

然而一个题材内涵再丰富，书写千遍之后也会流于平庸。

大部分人会按照儒家正统与千百年来留存下的思想评述历史，想要出彩只能依靠诗人的艺术表现力。

而杜牧的咏史诗使用翻案法，不以常人的观点出发，视角独特，立意高绝，常推翻前人对历史事件的盖棺定论，这使他的咏史诗别具一格，让人眼前一亮，很具有研究价值。

比如《题乌江亭》这首诗，这首诗应是写于会昌元年（841年），网络资料里介绍说是杜牧从黄州赴池州刺史途中作，但据缪钺先生的《杜牧传》，会昌元年杜牧应是在自宣州赴京任左补阙的途中。

而且乌江亭是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的名胜，离宣州不远，所以杜牧在赴京途中来此凭吊古迹是很有可能的。

乌江亭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之处，对于杜牧这样一位喜好军事关心政治的人，一旦身临其境，必定会感慨良多。

寻常人可能会为项羽惋惜哀叹，可怜一代英豪的悲情命运。

但杜牧却从“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军事角度出发，引人深思。

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据《汉书·项籍传》的记载，项羽在战败后，放弃了乌江亭长为其准备的船，并且说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这一番“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言论为其赢得了长久的赞誉，并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然而从这首诗来看，杜牧明显秉持的是另一种观点。

说“胜败兵家事不期”，战场上胜负无法提前预料，无需把一次胜负看得太过严重，这折射出了杜牧的史家观点。

他认为“包羞忍耻是男儿。

”项羽自刎就是不能“包羞忍耻”，一时的冲动挥刀自尽，此等胸怀就算战胜也无法包容天下。

“江东子弟多才俊”即是陈述事实，也是对亭长之前的建议“江东虽小……亦足王也。

”的艺术概括。

如此多的能人才俊，如果回到江东，足以成为他的助力，可项羽却只想着自己的颜面，这完全体现了他的刚愎自用。

接着杜牧得出了“卷土重来未可知”的结论，前面的三句议论的观点都是在为最后的这句做铺垫。

既然胜负常有，江东才俊良多，只要忍上一忍，何愁不能卷土重来？本诗就是从既定的战争结果逆向推理，提出大胆假设。

包含着对项羽的惋惜、批判、讽刺，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

从这首诗来看，杜牧对项羽的评价并不全面，只是他的一己之见，但却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和军事的独特理解。

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考模式，发前人所未发，也足见他性格中的创新精神。

通过对杜牧诗歌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翻案诗”的内涵。

所谓“翻案诗”，是咏史诗一种，即在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融入诗人与前人不同的见解，推翻前人的既定成见，得出新颖结论，引发后人思考的诗歌。

故“翻案诗”多论史说理，文人们在彼此品评与互相唱和中也经常翻案，王安石后来就作了一首《乌江亭》来翻杜牧的这首诗。

二、“翻案诗”的创作动因（一）内因从我们上一部分的分析来看，杜牧之所以会创作翻案诗，一部分原因是他对历史有着别样的思考，而他的这些思考来自于他对历史与军事的浓厚兴趣。

杜牧是一位入世的诗人，他一生为官，很希望能在朝堂之上一展拳脚，有所成就，所以他的内心充满着强烈的进取和革新精神，而他的士族的家庭背景又为他提供了良好条件，使他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历史与军事的兴趣不断增加。

我们把他自身性格与见地的原因归为他的创作内因。

杜牧，字牧之，生于公元803年，唐京兆府万年县人。

杜氏自魏晋以来就是高门世族，在唐代尤为煊赫，唐朝人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杜氏一族的先祖往上追溯，最富盛名的应是西晋的杜预，他通晓战事，建立事功，又博学多能，精通水利、律法，还曾为《左传》作注。

杜牧生平善论兵，有人说这是他继承先祖遗风，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大提到杜预，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反而是他的祖父一杜佑。

杜佑字君卿，生平爱好文学，奖拔人才。

杜佑以父荫入仕曾做过容管经略史，岭南淮南诸镇节度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官职，德宗末年，为宰相。

顺宗宪宗两朝，也一直在相位。

杜佑在任时颇有政绩，彰显出了很高的政治才能，并且他还很好学，博古通今。

他撰修了《通典》，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成为中国典章制度史的名著。

这部书后被杜牧奉为自己家族的家学经典，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写道；“旧地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

家集二百编，上下馳皇王。

”其中“家集二百编”指的就是这部《通典》，他督促自己的小侄要珍视这种家学，可以想见他自己从这部书中也是获益良多。

但一个高门士族的维系与发展不可能只依靠一个人，除了杜牧的祖父外，杜牧的父亲伯父，以及好多族兄弟皆在朝中为官，比如他的堂兄杜惊，最后也是官至宰相。

所以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杜牧，对政治军事之事所知自然要比常人来得多。

而且他本人天赋很好，在及第登科之前就曾作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诗歌从安史之乱说起，青年杜牧面对藩镇的祸害和国家的危乱，心中忧虑，写下了这一篇情感激烈的诗歌，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慨。

后来杜牧参加了进士考试，在大和二年，进士及第。

后又赶上参加制举考试，同样被录取，可见杜牧是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的。

所以，他从小积淀下的政治军事底蕴，养成的颇具政治家的眼光，都使他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想得比一般人深刻，他会把当下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用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思辨的眼光解析问题。

如《赤壁》，此诗却另立新意，体现了作者想象力和创造力。

历史上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全胜利，曹操大败，可是诗人却偏要来一个相反的设想：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周瑜便会失败，那么，东吴的二乔就被曹操所夺，这一页历史又当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就体现了用兵中的一个要素——偶然性。

他之所以在这首诗中暗露对周瑜的揶揄，大概就是自负于对兵法得谙熟，觉得自己已经窥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

再如《题桃花夫人庙》，用金谷楼的绿珠坠楼来暗讽桃花夫人的懦弱无言。

此诗就是完全从自己的想法出发，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用意隐然，很是得体，但讽刺之情却表达得很到位。

（二）外因有内因必然就会有外因，其实此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杜牧创作翻案诗到底为了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想达到怎样的一种效果？通常人见到新鲜事物所留下的印象必然比平日里随处可见的事物留下的深，所以用翻案法所做的咏史诗要比正面直接表达来的鲜明。

如一来以史托志的效果就会更好，发表的观点也能更引人注意。

这就是诗人喜作“翻案诗”的委婉深意，其与唐末险恶的时代背景有关。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皆走向衰落，而杜牧出生那年，距安禄山起兵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这四十八年之中唐朝的统治只是勉强维系，早已不复当年的“太平盛世”。

普通百姓的生活日渐艰难，像杜牧这样的世族子弟虽无食不果腹的忧虑，但黑暗的政治环境也是其每日感到担忧与恐惧。

冯集梧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注中提到“盖当是时，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为是。

”在杜牧为官的历程中，他先后随沈传师与牛僧孺在宣州扬州等地出任幕府吏，此时他年纪尚轻，沈传师与牛僧孺对他又爱护有加，所以他还体会不到政治黑暗的一面，凭着爱国之情与一腔热血，努力地为国献言献策，他特意把对付藩镇的具体方案写出，名字就叫《罪言》。

然而到了大和九年，杜牧被任命为真监察御史，回长安供职，可长安此时却是阴云密布。

宦官掌权是唐朝末年内政上的一大问题，唐文宗即位后，在大和五年（831），曾用宋申锡之谋，欲除宦官，由于宋用人不当，为同谋者京兆尹王磻出卖，结果以失败告终，宋也贬死开州。

但文宗心有不甘，依然想要除去宦官，于是他开始重用郑注、李训。

大和九年（835），用李训、郑注，谋去宦官，结果反为所败，酿成了历史上的“甘露之变”，朝官六百余人被杀。

作为亲历者，杜牧及其好友的命运也受到了影响，李甘与李中敏皆是杜牧的好友，他们直言上书，最后皆遭排挤贬谪，李甘后来还死在了被贬之地。

杜牧见好友纷纷落到如此境地，自己颇为忧惧，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境是“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

随行惟蹋踏，出语但寒暄。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他不久便以身体为由请辞，朝廷便调他到东都做监察御史。

这样的政治环境使杜牧转变了表达政见的方法，把自己的看法观点寄托于对历史事件的解析，含而不露，不落人话柄。

既委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能增加诗歌的底蕴与厚度。

《题商山四皓庙》就是这样一首与现实强烈相关的“翻案诗”。

四皓是秦时隐士，汉代逸民，才智出众，德高望重。

他助太子刘盈稳固了太子之位，避免了政权的动荡，安稳了刘氏一族的江山。

从历史上对四皓的评价来看，皆是正面积极的，李白，白居易，温庭筠等都写过四皓的诗歌，可杜牧又再次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诗中最后一句他得到的结论是“四老安刘是灭刘。

”杜牧在他的假设里突出了军队的力量，当时以吕后为首的吕氏外戚在朝堂上一手遮天，而太子性格软弱。

汉高祖去世之后，如果任吕氏的力量发展下去，则政权很可能旁落，甚至再次改朝换代。

所以他做假设“南军不袒左边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四皓帮助稳固刘盈太子之位的做法则很可能导致刘氏王朝的覆灭。

事实上，这首看似只是对历史无意义假设的诗歌，是与当时的时政有关，暗指由郑注李训引起的“甘露之变”。

吴波、光峰在《论杜牧几首咏史诗的创作主旨》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李训郑注诛宦的本意是对的，但是诗人更反对宦官把持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