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资料

汪曾祺的资料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汪曾祺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的读者肯定是最痴迷，甚至是最疯狂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偶然看到汪先生的《晚饭花集》，马上着魔，很快又找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两本书总共五百多页，那年轻人居然一字一句全抄了下来。

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写道:“我本来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是因为汪曾棋先生的作品，我才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汪先生，我或许不走这条道路。我认为汪先生是在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有国家的人感动。”

女作家张洁觉得汪曾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汪曾祺之友》网站，汪先生成了教主，成了神。跟汪先生见过一面、讲过一句话，都是终身荣耀。

(二)

汪先生出生在高邮一个富裕家庭。

他祖父当过拔贡，是成绩特别好的地方官办学校学生。因为清朝搞现代化改革，废掉原来的制度，他没当上官，回乡买地经商。到汪先生父亲出生时，家里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先生的父亲中学毕业，在当时也算是受过挺像样的教育。

汪先生小时候，爷爷教他读儒家经典，写经义，那是一种类似读后感的作文。父亲教他临碑帖，练书法。他还和一个小亲戚，跟着同乡的老先生学桐城派散文。在学校，汪先生的作文一直很棒，但体育和算术极为糟糕。后来他的一首打油诗说：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考上西南联大，在中文系读书。他在这里学了好多中外文艺理论，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特别深。在沈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写作很受教授们的赞赏。有篇作业，沈先生觉得给满分还不够，判了一百二十分。但汪先生的英语和体育一塌糊涂。

他个头中等偏矮，皮肤比较黑，头发粗壮，有点驼背，脸上常带平和的笑容，似乎万事都无所谓。也许因为他是大户出身，没有多少改变社会地位的上进精神。

念完四年，他由于体育逃课和睡过头没参加英语考试，不能毕业。过了一年，两门课补考过关。但正好中国的印缅远征军反攻，学校规定1944届毕业生要给美国顾问当翻译。汪先生没去。根本原因，是他的英语太次。直接原因，是因为日本侵略，他跟家里失去联系，穷得叮当响，裤衩后面穿了两个大洞，见不得人，所以没参加体检。结果汪先生捞不到文凭，一辈子填表都写“大学肄业”。

汪先生到联大同学办的中学当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日军投降，他们回到内地。汪先生在上海教中学。

他的女朋友是联大西语系的毕业生。1947年夏天，原来的老师推荐她到北大外语系当助教。汪先生随后也去了北平。沈从文先生帮他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个位子，每天干点抄卡片之类的杂活。

他们是一对不懂政治的书生。汪先生的女友在北大认认真真地教公共英语。有个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老缺课，她就找人家谈话。那位学生叫胡启立，后来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傅作义投降。解放军进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准备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报了名，不是因为有了不起的政治认识，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只是份临时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还想四处跑跑，弄点写作素材。

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结果汪先生由于没有固定职业，跟解放军走，后来成了与众不同的“离休干部”。而他太太因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后来是普通的退休人员。

汪先生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才到武汉，别人就不要他了。

原来汪先生念高一的时候，学校里的军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学加入一个组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复兴社”。不久因为日军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学校，以后就没再理睬那组织。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人人都要交代过去的经历，他讲了这件事，于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丢在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他不喜欢这差事，另外，出发前结了婚，长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个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汪先生觉得共产党很先进，学着别人申请入党。但人家认定他有“历史污点”，门不当，户不对。

汪先生本来就不是很有进取心的人。因为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好几年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编杂志。1954年，领导说要纪念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题材搞个戏。他写了京剧《范进中举》。

改编古典文学，跟时政无关。汪先生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在西南联大经常参加戏迷的活动。另外，他还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

汪先生学艺术理论。他觉得，“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词不通到叫人无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进宫》全剧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词说“李艳妃设早朝龙书案下”。一个小学生写信

问演员：“李艳妃怎么会跑到书桌底下去设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为尴尬。

于是汪先生想把京剧改造一下，给它添点文化。

(四)

他写了个漂亮的剧本。

范进是清代一个可怜的读书人，不断考科举，不断失败，让人瞧不起。到五十多岁，他突然过了“童试”，成为秀才;后来又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他太兴奋，结果发疯。

传统京剧很少描写角色的心理。而汪先生却用现代文学的手法，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无中生有地添了个情节：范进傻乎乎地幻想自己被皇上重用，当上科举主考，可以神气活现地折腾后面的考生，出尽自己屡试屡败的臭气。汪先生为范进写了这样的唱词：

中了中了真中了，

我身穿一领大红袍。

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

上了金鳌玉蝀桥。

……

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

我不是七品京官闲部曹，

我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

奉旨衡文走一遭。

……

我这个主考最公道，

订下章程有一条，

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

你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

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朝，

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

汪先生的唱词流畅明白，又工整合辙，朗朗上口，把小人之心写得活灵活现。像“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这样的句子，让人一听就终生难忘。

(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协会搞了个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汪先生已经年近七十。他的发言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试过意识流之类写法;后来觉得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不反对吸收外国的手法，但主张写地道的汉语。这是汪先生成功的经验。

现在回头看，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点食洋不化。五十年代是个转折点。编《说说唱唱》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