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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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
2014-11-18 10:18来源:《前线》杂志作者:武茂昌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一般包括5封。
在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人们以前对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的重视是不够的。
之所以对“书信”持这种态度,一般认为:一,书信不同于科学论文和论著,都是未经发表过的言论。
既然是未经发表的,就没有深思熟虑,因而它的科学性就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二,书信的言论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态度。
应当承认,同科学的论文、专著相比较,书信确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书信的理论价值。
由于书信本身具有的特点,就使得书信具有科学论文和专著不具有的长处。
一是,表达观点很灵活;二是,理解要点更容易;三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四是,有助于理解其思想发展过程。
因此,重读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这是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
康拉德·施米特是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这封信是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青年派”的错误而写的。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处于统治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各种恶劣手段对它进行歪曲。
德国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从唯心史观立场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
硬说这一科学历史观是所谓“经济派唯物主义”、“经济技术史观”。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错误地对唯物史观加以简单化,庸俗化。
他们不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单纯用经济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机械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驳斥了巴尔特的歪曲,阐明了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起反作用。
恩格斯批评“青年派”在辩论分配问题时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把社会主义及其分配方式看作是一成不变的。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鼓励青年认真研究经济和历史。
这封信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辩证的阐述和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这是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给柏林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月刊》编辑约瑟夫·布洛赫的一封信。
马克思逝世后,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胡说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反作用。
当时有些人就此问题写信求教于恩格斯,布洛赫就是其中一个。
1890年9月3日,约瑟夫·布洛赫写信给恩格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恩格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答复。
在信中,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在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恩格斯自始至终贯穿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从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以及客观规律和个人意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思想。
这些论述,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为深刻,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恩格斯在信中还对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宝贵指示。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这是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
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及德国“青年派”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不能不充分论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不能不充分论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问题。
在信中,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恩格斯的这封信,对于我们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历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法,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唯心史观的干扰。
恩格斯的这些宝贵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家权力、法,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这是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弗兰茨·梅林的一封信。
梅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梅林写了《莱辛传奇》一书,并将此书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在给梅林的回信中,通过对《莱辛传奇》的附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全面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从而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和其他几封信中所谈的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在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一再指出,在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因果之间的辩证法。
如果形而上学地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就很可能会被一些人抓住用来作为歪曲唯物史观的理由,就会出现像“青年派”那样的教条主义。
总之,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这是我们应当从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这是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给博尔吉乌斯的信,写于逝世前一年。
恩格斯在信中,针对博尔吉乌斯来信提出的问题,回答了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指的是什么,论述了以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对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对于阶级的划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治、法律等决定作用,指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
学习这封信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在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要善于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在大量的偶然现象中,找出必然的发展规律来。
第二,恩格斯在这封信中阐明了伟大人物是历史的产物这一著名原理,并结合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