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综述

2006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6　总第156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56・历史研究・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综述杜冰梅　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　自1909年前贤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以来,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

本文对1909年至今有关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编目、整理与校勘、综合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整理与介绍。

[关键词]　敦煌文献;《老子》;研究成果[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6)09-0050-03作者简介:杜冰梅,安徽萧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贵元,山西平定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在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千佛洞第288号石窟中发现5万余件完成于公元5至11世纪的文献,给科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资料,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

其重要性正如李零先生所说:“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么,现在的发现①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日子已不太远了。

”[1]在这5万余件敦煌卷子中有千余件、百余种中国传统典籍,《老子》即其中一种。

作为我国最古老哲学著作之一的《老子》,是敦煌先秦典籍中数量较多的一种。

《老子》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深远影响,并广泛流传到国外,至今仍受到西方学者的称赞,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今存较早、较完整的《老子》多为宋、明刻本,而敦煌写卷《老子》多抄写于南北朝、唐代。

尽管是残卷,但由于抄写年代较早,更多地保留了《老子》原貌。

因此,在文字学、文献学、哲学及史学研究中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自1909年前贤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等根据伯希和提供的有限敦煌文献照片和原件进行初步研究开始,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

尤其是在近半个世纪,人们日益认识到敦煌文献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对其进行整理与研究。

迄今为止,前贤对敦煌写卷《老子》的整理、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下面仅就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成果略加整理。

郝春文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中将我国学者自1909年至今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状况亦可以此为标准来划分。

一、第一阶段(1909-1949)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敦煌写卷《老子》的收集、整理与公布,并开始进行初步研究。

(一)编目方面罗福苌先生在《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3]中提及敦煌写卷《老子》7件,但无题解及编号。

此外,他还翻译了伯希和著《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4],其中提到P.2247、P.2375、P.2417、P. 2420、P.2421、P.2435、P.2517、P.2596、P.2599、P.2735、P.2864、P.3277,共12件敦煌写卷《老子》。

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5]中收录英藏敦煌写卷《老子》11件,即S.0075、S. 0189、S.0477、S.0792、S.0798、S.2060、S.2267、S.3926、S.4430、S.6453、S.6825v,并在每件后注明行数。

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6]对英、法藏敦煌文献进行分类记录,在“道家”一类中记录敦煌写卷《老子》9件,其中英藏5件,分别为S.477、S.2060、S.3926、S.4430、S.6825v,法藏4件,分别为P.2594、P.2864、P.3237、P.3277,有简单题解。

陈国符《敦煌卷子中之道藏佚书》[7]对敦煌写卷中所存《道藏》佚书进行了整理,是首次全面收录北京、伦敦、巴黎三地道书的目录。

(二)整理与异文比较方面在早期研究敦煌写卷《老子》的学者中,罗振玉先生不仅是第一位而且也是研究成果最突出者。

他对敦煌写卷《老子》的整理与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成果全部收录在《罗雪堂先生全集》[8]初编、续编及三至七编中,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收有《老子残卷六种》[9],即散667、散668、敦煌丙本、敦煌丁本、敦煌己本、敦煌壬本及《老子义残卷一种》。

对敦煌写卷《老子》进行异文比较的成果主要为《道德经考异》[10],共收录14种不同写卷《老子》,其中唐石刻本4种,即景龙本、御注本、广明本与景福本,10种敦煌写卷编号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亦称“英伦本”),与《老子残卷六种》、《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相对照可知,甲即散667,乙即散668,丙即敦煌丙本,丁即敦煌丁本,戊即《老子义残卷一种》,己即敦煌己本,辛即P.2517,壬即敦煌壬本,庚与癸无相对应者②。

在此文中,罗先生以王弼本《老子》为底本,以上面14种《老子》为参校本进行比较,异文分别指出,不作进一步考证。

如《道经》第二章:“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

”《道德经考异》:“景龙、御注、景福三本均无‘焉’字。

”在《道德经考异》后紧接有《老子考异补遗》一卷,又增加新发现之“北8446(昃041)”进行异文比较。

罗先生在比勘敦煌写卷《老子》与传世本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校记》[11]收录巴黎藏敦煌写卷《老子》13件,即P.2329、P.2517、P.2347、P.2370、P.2375、P.2420、P.2435、P.2594、P.2639、P.2823、P.2417、P.2599、P. 2584,并以P.2584、P.2417为底本,与其他11件进行比较,异文分别指出,不作进一步考证。

如《道经》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校记》:“‘室’2329卷作‘堂’。

”(三)综合研究方面在三四十年代,唐文播除《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校记》外,　第9期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综述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巴黎所藏敦煌写卷《老子》的论文,如《敦煌老子写卷“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考》[12]、《敦煌老子卷子之时代背景》[13]、《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14]、《敦煌老子写卷纸质款式字体综述》[15]、《巴黎所藏敦煌老子二四一七卷考证》[16]、《巴黎所藏〈老子〉写经卷叙录》[17],以上几篇文章对巴黎所藏敦煌写卷《老子》从纸质、款式、字体、个别写卷的抄写年代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

此外,马叙伦《〈老子道德经义疏〉残卷》[18]对P.2517,即《老子道德经义疏》之作者及抄写年代进行考证,认为此件为成玄英写本,抄写于唐高宗时。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敦煌写卷《老子》为国内学者最早获知的敦煌文献中的一种,因此其研究起步较早;但同时由于敦煌写卷《老子》的绝大部分发现后便被掠到国外,当时国内学者只能对极少量伯希和赠送、罗振玉公布的照片进行初步整理,研究尚不深入。

二、第二阶段(1949-1976)进入50年代,以传统文献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敦煌写卷《老子》的工作仍在继续。

但此时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

“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编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

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了。

”[2](一)编目方面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著录有关敦煌写卷《老子》数十种,分无注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成玄英疏本、李荣注本、明皇注疏本、注家未详本、序诀及序诀疏诸项,每件都著录了纸色、长宽、行数、尾题以及与《道藏》本的对应情况等,③是这一阶段敦煌写卷《老子》写本著录较为完善的一个目录。

此外,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收录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其中收录敦煌写卷《老子》30多件,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

(二)整理与校勘方面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卷四[20]中,对前人有关以下13件敦煌写卷《老子》,即S.0477、S.3926、S.6825v、P.2639、P. 2517、P.2594、P.2864、P.3237、P.2577、P.3277、P.3592、P.2823、《老子义残卷一种》的前人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评述,并将P.2639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与《道藏》“知”字号本进行校勘。

陈祚龙《敦煌道经后记汇录》[21]对37件敦煌道经《后记》进行整理、校勘,其中包括S.6453、P.2347、P.2350、P.2417、P.2584、P. 2735、P.3725共7件敦煌写卷《老子》的后记。

(三)综合研究方面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22]第一次影印、校释了S.6825v《老子道经想尔注》,发现了反映道教原始思想的重要资料,认为S.6825v为张道陵著,并对东汉时期道家思想等进行了探讨。

之后,饶先生又陆续发表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23]、《老子想尔注续论》[24]、《四论想尔注》[25]。

陈世骧发表《“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26],认为“想尔注”为张鲁所作,是道教初期教徒学习的一种重要材料;严灵峰发表《老子想尔注校笺与五千文的来源》[27]、《再论老子的想尔注与五千文》[28]、《老子想尔注写本残卷质疑》[29],围绕《想尔注》的作者及时代问题,与饶宗颐等人展开讨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阶段中国大陆关于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的论著不多。

但此时港台、日本的学者开始加入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队伍,推动了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工作。

三、第三阶段(1976至今)80年代以后,“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70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发行。

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

”“进入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

”[2]敦煌学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繁盛时期。

与此潮流一致,这一时期敦煌写卷《老子》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重要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编目方面这一时期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进入了崭新时期,大量写卷公布于世,直接推动了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的发展。

较重要的有日本学者大渊忍尔于1978年、1979年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敦煌道经图录篇》,前者共著录496件道经抄本,考订经名并对每件写卷的篇幅、纸质、行款、抄写年代等进行介绍。

不仅搜集资料较为完备,而且创立了较完善的著录体例;后者公布了全部敦煌道经(除去重复抄本)的影写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