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两个特征

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两个特征

促使张爱玲的现代性转向日常的因素有：上海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日伪文艺环境、独特的女性意识、中国文学传统等,另外,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宽容的现代意识与世俗化生活原则的制约下,张爱玲完成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张爱玲的文学现代性是一种怀疑文明的中国式的世俗现代性,具有媚俗倾向；是一种基于宽容的现代意识但最终又有一定传统意味的反现代性；是一种与五四有一定关联但主要体现上海市民精神的文学现代性。

一、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内涵

作为继五四启蒙现代性之后的另一种文学现代性,张爱玲的现代性与前者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市民的世俗人生必然是新旧兼容的,譬如白流苏为了生活,她可以自己做主,但她的所求无非是依附一个男人过日子。这样,我们就看到世俗现代性的另一面,当作家以个人或许是海派的现代意识宽容这类人物时,她就容忍了他们的传统、守旧,小说因而不免有反现代倾向。《五四遗事》以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始,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生活也并不是一如恋爱那么有趣,人物传统的传统、新式的也半新不旧,所以,小说的结局是罗文涛与三美团圆,一个反封建的故事最终落入封建圈套。大时代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可能是另一回事,一种不同于五四的现代精神驱使着小说,使她的小说有了传统的负重、有着反现代的一面。

李欧梵先生认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是把艺术人生和历史对立的”,显然,他的看法不尽准确。什么是历史呢? 时代大潮是历史,生活中的涓涓细流也是历史,说张爱玲疏离大时代是对的,但是,历史是一切社会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是贴近历史的,更何况她的“日常生活”不乏现代内容。李欧梵那样读解张爱玲的意图是,在他看来,张爱玲跟西方颓废作家一样,她的艺术人生与社会生活对立,因而她就能被纳入颓废作家行列。其实,张爱玲既没有以生活来模仿艺术,也没有颓废到唯美,更没有海派作家的“颓加荡”,所以,很难说张爱玲是颓废作家。不过,她的末世感、虚无感还是决定了她有一些“颓废”,这种颓废是中国式的享受世俗生活的颓废、苟且偷安的颓废。或许,张爱玲本人未必完全认同它,这其中应该既有迫于现实的无奈、也有媚俗的因素在内。

二、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成因

上海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是制约张爱玲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文学作品成为商品时,作家更应该迎合、讨好读者,因为广大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迫使张爱玲写作转向日常生活的因素是当时的文艺环境。或许可以说,上海的沦陷造就了张爱玲,因为现代作家对大文学之外的文学世界是毫不留情地挞伐的,而在日伪时期,主流作家大都逃离上海,张爱玲因而能以自己的方式潜心写作。惟一一次批评来自傅雷,它虽然打扰了她,但张爱玲并没有改变自己。与好评相比,恶评的声音太微弱。日伪在上海推行“和平文艺”,其手段并不是和平的,一是他们逮捕、关押进步文化人,二是取缔了原有的报刊,三是改组报刊,使其有日伪背景或使其不再

关心他们不乐意看到的国家大事；同时,他们还利用已有的媒体,大造“和平文艺”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附逆日伪又不敢抗拒日伪的作家如何发声? 张爱玲的文学活动有一定的代表性,她拒绝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说明她与“和平文艺”是有一定距离的。她写作上的成功表明,处在外界压力下的作家找到了一条说话的途径,即走小文学之路,关注普通人的食色性。

张爱玲的写作路子并不是她白手起家的。在她之前,写日常生活的中国文学并不是没有,远的如“三言两拍”、《红楼梦》等,近的如鸳鸯蝴蝶派文学,张爱玲恰恰是一位深受《红楼梦》、鸳鸯蝴蝶派文学影响的作家。已有的文学传统滋养着张爱玲,这使得她的创作能顺利地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文学里的一些优秀作品如《海上花列传》等具有近代特性,那么,张爱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内容更丰富。虽然她落笔多在传统、守旧人物身上,但现代风却吹进了深深庭院、吹进了滞重的闺阁,他们的彷徨与前行、落魄与得意无不使得日常生活传递出复杂而多样的信息。

三、基于“现代的宽容与中国的世俗原则”之上的文学现代性

面对同一种社会生活,不同作家也有不同的体验与想象,这也就是说,日常生活题材的小说可以是传统的、现代的、抑或其他。显然,作家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来架构小说就显得特别关键。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有独特的现代意义,则在于她以独有的现代意识、世俗化生活原则来结构小说。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她个人的主导精神即世俗化生活原则与现代意识有关。

有学者认为:“张爱玲的文化想象,激活了她对现代性的创造。这里的文化想象指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半新旧以及新传奇编织的分析都很有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想象”则说明张爱玲的现代性建构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参与,显然,这两点都可以统摄在张爱玲具有宽容特性的现代精神之下。除现代精神之外,日常叙事所遵循的世俗化生活原则也应该被提出来。张爱玲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看好“安稳”、“朴素”人生,这表明世俗生活在她的小说里有重要位置,这势必对张爱玲的现代性特质起决定性作用。

李欧梵先生将“五四”比作大交响乐而将张爱玲的现代性是苍凉的小调。在他看来,五四大潮以现代彻底否定传统,而张爱玲大体上是传统的,一是她的故事传统,二是由“张的‘反法’”我们能推断张的小说具有反现代立场,只不过她在传统中加入了现代因素。他说:“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 ,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复杂的艺术过程。”与“五四”绝然的不同。

四、小结

张爱玲有异于五四,并不意味着她与五四绝然不同。张爱玲并不是毫无原则地不批判,传统如果是世俗人生的桎梏,她的不宽容一面就显现出来,这种批判精神体现了她对五四人的解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她的现代性另有渊源,她主要

以市民中西混杂的价值观念以及她对人生的独特理解拓展出一种新的文学现代性。启蒙并不是五四的专利,早在晚清,由于开埠的缘故,上海就开始出现近代市民社会，他们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又西。因此,如果说五四的现代性是精英现代性的话,那她的现代性就是市民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A ].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 [C].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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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