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象药理学

浅谈法象药理学

法象药理，是法自然之象，推衍药性原理，主要采用比类取象（药类法象），即类比推理的方法，以五行、五色、五性、无味、入药部位、药材性状解释药物作用原理。它是中药学传统理论中,用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理的一种理论模式。

在古代，法象理论初步形成于宋代,兴盛于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亦广为运用。其理论对医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新方的创制起到推动作用，用于解决临证问题有一定指导作用，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的思想。在当时，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大兴探讨药理之风，北宋末年的《圣济经》可为代表。在其“药理篇”一卷中就反映出当时的医药学者,观察动、植物之本性,探究物理造化之玄机,总结出“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并对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推衍。人们为了探讨药物奏效的原理，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可贵的。比如连翘似心而入心；荔枝核似睾丸而入肾；红花、苏木汁似血而入血。记忆这些功效，把它和形、质等结合起来，经过这样子的解释，对于帮助理解、记忆一些药物的作用，或者记住一些药材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但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它把中药的性能与性状混为一谈，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沦入了形而上学。尤其是从宋代开始，当时为了探讨一些药物产生疗效的一些基础，探讨这个药物为什么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从它的一些外观特征，主要是通过性状来探讨。比如丹参，它能治疗心烦不安。心是主血脉的，血脉是红的，五行中，丹参是红的，红是入心的，所以就用丹参色红入心来解释了丹参为什么作用于心经。其实并不是所有红色的药，都能够入心。有的红色的药它并不入心，而有的入心的药并不是红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巧合，在当时作为一种药理解释。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即把中药中解释它作用的机理引入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这样一个途径，如果什么解释得通，就用什么各取所需，如清代医药学家徐灵胎解释药理时，以“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形，或取其色，或取其所成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等，什么样的方法讲得通，就用什么来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好，并不能真正揭示中药奏效的原理。又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关药理的解说：“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这样，把中药药效和形体画等号就是谬论了。

其实这点前人已经认识到要把性状和性能区别开来，如明末的本草学家贾九如编的那个《药品化义》，在里面他就认为对药物的学习、研究要从八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体，指药材的轻重，是滋润或者干燥；二是色，指它的颜色；三是气，指真实地用嗅觉器官嗅来的气；四是味，指所口尝之味。这四个方面贾九如说它是“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也就是说药材与生俱来的，是客观存在的，是属于中药性状的范畴。另外四个方面：一个是形，指药物的阴阳，它属于五行当中金木水火土的哪一行？（用）阴阳五行来分析它；二是性，指寒热温凉；三是能，指升降浮沉；四是力，指宣通补泄，敛散等具体的作用或功效。而这四个方面，就是贾九如所说的“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即人体服用了药物，医生用中医的理论对患者的变化加以分析、概括。所以是“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前者是“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因此在明代，其实本草学就把药物的性状和性能是分得很清楚了，所以当时把性状用于解释药物奏效的原理，是情有可原的，具有积极意

义。

而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法象药理学不是非常有科学性，就完全否定它。前人用法象药理学来解释药物奏效的机理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要在疗效肯定的基础上，再想办法用什么自然特征来解释，我们不能因为否认法象药理，就把疗效都加以否定。如清代的徐灵胎在解释续断时，他认为它是青色的，入肝；又因为它主根长在地里面，像人的筋骨，所以它能够强健人体的筋骨。像这样的解释都是以续断能够补肝肾、健筋骨为前提的法象药理学，在这个基点上再来说明它为什么补肝肾、健筋骨？我们不能因为青色、像人的筋，就把它补肝肾、健筋骨一起否定。又如,夏天的知了在树上不断地叫,它的嗓音仍然那么洪亮,利用这一特性,蝉蜕被用来治疗音哑的病人,古人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蝉的鸣叫是翅膀振动的声音,与咽喉没有关系。尽管蝉蜕确具有疗哑的功能,但在解释上与现代医学的科学性比较还是很牵强。因此,我们应该在天人整体观这一中医理论精髓的指导下,利用法象药理学说加以深入研究,揭开更多的中药奥秘,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所以正确对待法象药理学的一个基本思想，要肯定它从实践、临床来的基本功效。不能只停留在法象药理学这个水平上，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研究药物奏效的机理，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而它也变成一种说理的方式，一种事后解释的说理方式，至今仍可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