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与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

摘要：魏玛德国和中华民国都曾爆发过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典型的恶性通货膨胀案例。

可以发现，两者在通胀的起因、后果及严重程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

针对恶性通货膨胀，两国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货币政策，即以旧币大比例兑换新币的政策，但所起到的效果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

魏玛德国成功创造了“新马克奇迹”，而中华民国的金圆券改革却宣告失败，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

相同货币政策下两国最终结果的一成一败，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析。

关键词：恶性通胀；币制改革；魏玛德国；政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2-0117-03
通货膨胀及其治理政策一直以来就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恶性通胀被认为是难得的经济“实验”，它使得我们能够详细的考察导致和遏制通货膨胀的种种因素。

[sargent t j.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mions [m]∥inflation：causes and effec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41-98]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典型案例像一战后的魏玛德国、二战后的中国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

这些恶性通胀往往以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不健全的财政体系为背景。

有关恶性通胀的肇因有很多争议，当货币供给有异常增加或货币大幅贬值，且与战争、经济萧条及政治或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时，恶性通胀便日益明显。

撇开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谈，其所具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

它是最易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感知的货币体系危机，对民众福利危害巨大，因而这样显著的危机最容易导致人们对货币政策当局乃至对政府的不满。

进一步观察发现，在治理恶性通胀时，以新币大比例兑换旧币这一极端的币制改革措施曾经被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所采用（例如中国汉代新朝王莽的刀币改革、2009年末朝鲜的币制改革等），然而改革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试图终结恶性通胀的币制改革如此鲜明的成败对比令人困惑。

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具体的经济政策本身还是人们预期因素的原因？制度环境是决定改革成败的深层原因吗？改革的客观条件限制比如政治稳定程度对改革成败的影响有多大？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并提供可能的回答。

一、魏玛德国和中华民国恶性通胀概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

四年的战争对德国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由于战败，魏玛德国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合约规定需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政府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日趋扩大。

德国政府通过采取对民众加重税收、大量发行公债特别是超量发行纸币等措施进行赔款。

加之当时德国重要的鲁尔工业区被法国和比利时强行占领，使德国经济更加混乱，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爆发了“德国魏玛式的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由于政府滥发纸币，造成了物价的猛涨。

据统计，以1923年底为例，德国境内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 280亿倍，与之相应的物价指数经过螺旋式上升后则达到了战前的1.4万亿倍。

[[美]唐.帕尔伯格：《货币通胀的历史与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71～73页。

]在这种情况下，通货对内对外都不断贬值，马克的币值急剧下降，最终失去了购买能力。

种种因素导致德国经济混乱到了极点，众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农场主不肯出卖粮食，许多地区出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局面。

此外，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和出口贸易等方式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大批工人失业，居民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仅有的储蓄也都被剥夺。

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与魏玛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自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华民国即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在1946年到1949年间达到高潮。

政府因军事战争而大量增加开支，与此同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也逐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财政日趋枯竭，最终只能通过增发法币的方式来应对财政压力。

随之导致通货发行量越来越多，货币流通速度越来越快，
币值越来越低，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螺旋形”的通货膨胀。

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在1947年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

恶性通胀时期，钞票的最高面额高达1亿8千万，而法币的发行量也激增至660万亿元。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217页。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物价飞涨出现抢米风潮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加重对外汇的偏好进行外汇投机等，法币逐渐丧失基本货币职能。

国统区经济走向崩溃，工商业和农业都遭到重创，广大人民生活状况日益恶化。

二、两国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措施
（一）魏玛德国：发布列登马克与德国马克，恢复金本位
为理顺货币混乱，魏玛德国进行了彻底的币制改革，采取了废弃旧马克、兑换新马克的制度。

币制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成立列登银行，发行列登马克。

列登银行是成立于1923年10月的私人银行，通过将德国全国土地和有形财产作为担保发行利息率5%的地产抵押证券。

将新证券作为兑换准备后，发行列登马克。

1923年11月政府规定以1万亿纸马克兑换1元新马克，所有过去滥发的旧币一律限期收回，所有债务也由1万亿纸马克兑换1元新马克的比例进行偿付，国家银行停止政府债务货币化，旧币自新币发行后禁止发行。

新马克发行总额为24亿元，其中的一半贷款给政府，一半给企业。

[[美]唐.帕尔伯格：《货币通胀的历史与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82-83页。

] 魏玛德国采取的第二步是成立全新的中央银行，发行新货币德国马克取代列登马克，并颁布新银行法，恢复“金本位”制度。

德国马克与列登马克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一，以黄金和外汇作为准备金，其中黄金占四分之三，外汇占四分之一，在1924年10月11日之前投入使用。

国家银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措施，规定以4.2万亿旧纸币兑换1美元，而德国马克的汇率为4.2新币兑换1美元，稳定了外汇市场。

[[德]卡尔.哈达赫：《世界经济德国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30-32页。

]此外，政府还规定禁止外币和有价证券流通，以确保最终统一货币。

（二）中华民国：发布金圆券，进行“八一九”限价
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华民国政府决定通过改革币制的方法进行挽救。

中华民国的币制改革主要由两方面内容组成。

首先是金圆券的发行。

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颁布《金圆券发行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等。

综合来看，规定如下：1.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外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外汇资产。

2.以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的比例收兑法币和关金券，以金圆券1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的比例收兑流通券。

3.金圆券的含金量为0.22217克，不能进行兑现，由中央银行发行，限额20亿。

4.限期收兑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换金圆券3元，美元每元兑换金圆券4元，其他外币根据中央银行汇率兑换。

[中央银行档，《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574-576页。

] 币制改革的第二方面是实行严格的限价政策，规定物价和工资根据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即“八一九”限价政策。

民国政府还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在全国多地设立干管制区，对私藏金银、私兑外汇、囤积物资等行为进行严惩。

三、两国币制改革的后果与结局
（一）魏玛德国：新马克奇迹
前文提到，魏玛德国实行币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发布新马克。

新马克由于以全国工商业资产和耕地资源作为抵押，且发行额度较小，得到广大公众的接受，使新马克很快成为被认可的全国通货标准，也成功将其他滥发的纸币驱逐出流通领域，打破了通话膨胀“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到1924年4月，新马克对外币的汇率也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物价也依据新旧马克的兑换比例趋于稳定，实现了良好的过渡。

此外，失业率由1923年的10%，降至1924年的6.4%，再到1925年的3%，工资水平和产出量也稳步提升。

[[美]唐?帕尔伯格：《货币通胀
的历史与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83页。

1发布新马克使德国经济走上正轨。

魏玛德国币制改革的第二步是发布德国马克，确立“金本位”制度。

在初始阶段，德国黄金储备较少，且面临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德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资金外流，并对内提高汇率吸引外资，对外控制汇价波动。

在各种有力措施的帮助下，魏玛德国黄金准备逐年提高，从1924年占发行额的一半，逐步提升到1930年的60%至70%之间。

[李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104页。

]此外，德国马克借助政府科学的决策和利好的国内外环境，被广大民众广泛接受。

1930年德意志银行宣布德国马克可自由兑换为金马克或金块、外汇，宣告币制改革取得最终成功。

魏玛德国通过“两步走”的币制改革，成功打破了通货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

物价实现了从旧货币到新货币的良好衔接过渡，重归稳定。

在改革前期滥发的各类货币被成功淘汰，德国马克成为被民众普遍认可的流通货币，发行量和面额也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各种利好因素下，魏玛德国经济重新复苏，政府税收和财政状况极大改善。

企业生产回到正轨，民众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社会矛盾缓解。

此外，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德国中央银行成为世界其他各国独立中央银行的典范。

德国马克也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赢得了国际声誉，在后来的欧元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魏玛德国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币值的稳定，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二）中华民国：改革失败，继续恶化
与魏玛德国创造的“新马克奇迹”不同，中华民国的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引发了经济的加速崩溃。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尽管财政赤字日益扩大，缺少外汇或现金作为准备金，仍然违背货币学的基本原理在仓促间发布新货币。

此外，政府对物资控制不足，改革措施十分急促，民众也对金圆券和限价政策持怀疑态度。

虽然在初期物价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物价指数有所下降，但好景不长。

社会上开始出现两大现象，一是出现黑市，造成了货币对外汇价加速下跌，从原来的四比一跌至二十比一。

二是由于政府规定实行硬性限价政策，物价被冻结，商家被迫服从，正常的市场交易停顿而掀起了“抢购风”。

据统计，仅上海工商业在限价期间的总损失就达到了2亿元金圆券。

[财政部档，《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582页。

]抢购风潮和随后爆发的抢米风潮对工商业造成了重创。

到1948年11月，强制实行的限价政策无法继续维系，民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

除了限价政策被迫放弃外，金圆券也逐步走向崩溃。

在发行很快到达预定的额度后，为了继续承担军费的开支，政府只能通过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措施减少金圆券含金量，同时加快印刷速度，而后金圆券发行额越来越多，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

金圆券存在的种种缺陷导致了其认可程度越来越低。

政府决策也出现失误，先后颁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和《财政金融改革修正案》，规定军费开支重新以银元为标准计算，允许银元流通和民众自由买卖金银。

两项方案的发布等于政府间接承认了金圆券信用崩溃，丧失了货币职能。

随后全国多地如广西、江西、贵州等均提出改收银元，拒绝金圆券。

金圆券不断贬值，而银元重新行使货币本位的替代功能。

此外，物价受到限价政策失败和金圆券信用崩溃的影响而迅速飞涨，各种商品的价格纷纷上调，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

物价指数最终达到了战前的36万亿余倍的天文数字，折合成法币约为3636万亿。

在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波动下，币制改革彻底宣告失败，金圆券成为世界上存在时间最短的货币之一。

伴随着经济、金融、财政、货币的全面崩溃，国民党政权在不久后垮台，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四、两国币制改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一）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调整的及时性在币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魏玛德国的币制改革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发行新马克。

新币的发行本应以黄金作为准备金，但当时魏玛德国经历大战的洗礼资金大量外流存金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黄金准备。

而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项策略，即用德国全部的土地和有形资产为保证发行新币，并赢得
了民众的信任。

在第一步获得成功后，德国政府认识到新马克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性货币，在英国的支持和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下，德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了新中央银行法规和新货币法规，成立了德意志银行，发布了德国马克。

与之相对应的中华民国政府却在面对军费开支巨大、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制定了错误的发行额度，并坚持以金圆为十足准备，导致在较短时间内发行额度达到上限，被迫颁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金融改革案》、《财政金融改革修正案》，否定了先前的发行额度，重新承认了银元的货币功能。

比较两国政府在币制改革的前中后时期可以发现，魏玛德国政府根据国内实际情况灵活提出了创新性的决策。

并根据改革的进展及时采取跟进措施，在稳固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最终取得成功。

而中华民国政府是改革前期就准备不足，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和考量，导致制定的发行额度和准备金制度缺乏科学性和可实施性。

而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在前期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没有及时进行巩固，在出现错误时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针对措施反而否定前期改革成果，导致以失败告终。

两国政府在币制改革过程中所体现出决策的是否科学、调整的是否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结果。

（二）政府承诺要具有可信度，取得民众信任
魏玛德国在发布新马克时成立了地产抵押银行，虽然无力投入真正的金马克，但以全国的可耕地和工商业资产作为抵押。

新马克建立在真实价值的基础之上，符合人们的期望水平，深受广大公众特别是农民的欢迎。

在用德国马克取代新马克时，“金本位”已经基本恢复，再加上德国政府采取防止资金外流、吸引外资等手段将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下来，德国马克最后可以被自由兑换为金币或外汇，使德国马克被民众广泛接受。

而在中华民国币制改革的一开始，民众就对金圆券和限价政策持怀疑的态度，这也与中国传统自足自给自然经济的传统心理所导致的农民对现代货币缺乏信心有关。

在金圆券发行初期，准备很不充分，甚至没有时间印刷新钞票，而是用先前印刷却没有投入使用的旧币临时充当金圆券，票面并没有“金圆”字样，信用更加大打折扣。

民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民众对金圆券的认可度，反而在后期推翻了先前制定的发行限额，发行更多的金圆券。

此外，金圆券改革和限价政策在当时还造成了黑市交易、抢购风盛行，加速了金圆券的信用崩溃。

金圆券最终失去了货币职能。

（三）环境因素对改革的影响不可忽视
魏玛德国尽管面临巨额战争赔款，但国内环境相对和平稳定。

在没有继续进行战争的背景下，每年所承担的赔款额度也是固定的，因而有利于政府进行调整和应对。

此外，魏玛德国还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当时的英国出于欧洲力量平衡的考虑协助魏玛德国建立中央银行并提供外汇缓冲。

魏玛德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争取减少战争赔款额度，一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支持，在1924年11月中央银行就停止了对国库券的贴现，不再为弥补赤字而增发货币。

而中华民国政府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国内爆发严重的内战，国共双方进行激烈的决战。

南京政府为应对内战不断追加预算，军费支出越来越大，财政赤字日益庞大。

此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国统区利用承购公债、增加捐税、外汇管制等手段聚敛财富，“中国四大家族掠夺了中国人民二百万万美元的财富，其中从实施通货膨胀，增加纸币发行掠夺的财富就在150亿银元以上”[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三联书店，1963年，157页。

]。

内战的持续升级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掠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无法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

（四）财政收支的控制与平衡是币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
魏玛德国政府在币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削减开支，控制各项支出，一方面建立新的税种增加税收收入，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

而中华民国政府为应对内战不断追加预算，军费支出难以控制，面对通胀采取追加印刷额的错误做法，在统治期间内从未真正实现过财政收支平衡。

因而，魏玛德国对财政预算具有良好的掌控，维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而中华
民国政府却使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五）中央银行与政府间应当保持独立，相对制衡而非依附
魏玛德国在币制改革中颁布的中央银行法规定德意志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权，与政府无连带关系和隶属关系。

德意志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德国政府曾经尝试突破发行额度却遭到了德意志银行的拒绝，使币制改革成功进行。

而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听从于南京政府的控制。

在货币发行量接近限额时担心承担责任自动申请加印金圆券，没有严守相关规定，这也是金圆券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