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资料

儒学盛开大国气象摘要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引言儒学，亦称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儒学，从真正意义上说，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具有了气势恢宏的大国气象。

正文说起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

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

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周礼曰：儒家得道以民。

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

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约前1095）姬旦也。

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

周公曾作大诰、康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之言行。

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吾从周之誓言。

孔子于周公膜拜顶礼，为久矣，曾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而长叹。

为阅周公之典，访元圣之迹，孔子于周景王年间，携弟子南宫敬叔入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

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春秋时代乃中国文化之轴心时代，原初儒学应运而生。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儒家之道统。

修己安人，内圣而外王乃儒家之正统。

设坛授徒，有教无类乃儒家之学统。

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乃原初儒学之创始人。

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

无论老幼贵贱，凡属人类，皆有可爱之处。

爱人之道即忠恕之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

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

二曰克己复礼为仁。

礼为周礼，尊亲为本。

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

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

三曰君子之仁。

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世传《论语》二十篇。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

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

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四端出四德，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以义行仁。

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

王道仁政之论，颇具民主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天人共性之说，亦为百代哲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著《孟子七篇》。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赵国人。

性伪之分乃荀子理论之支柱。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人可制天。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著《荀子三十二篇》。

自春秋儒学从诞生到发展，无不难从中窥探出先贤圣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躬身立命，中国作为东方泱泱之大国，其积淀的历史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自秦汉以后，国家重新统一，国力不断发展，儒学以其强大而具有更加有力的号召力，让中华民族逐渐迈上强盛之路。

秦皇不仁，焚书坑儒，圣文埃灭，志士仁人，心惶意恐。

及至汉武，董仲舒诸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确定儒学之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士人必读之经典，始有经学之说。

自此而后，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敛敏慧，礼义从善，莫不遵从，为标榜也。

创儒正统，德昭千古，历两千年，余韵犹存，遗风未艾。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

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一曰程朱理学，二曰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将孔孟之政治伦理思想之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之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

宋明理学之祖师周敦颐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克生、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之本体论。

程颢、程颐两兄弟，少小受业于周敦颐，自周敦颐处继承颇多，但决不拘泥。

天理是二程哲学体系之核心，程颢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天理人心固有，用敬涵养，致知进学，即可理心会一。

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

著《二程全书》。

宋明新儒学中，朱熹是集大成者。

朱熹乃二程四传弟子，于二程天理思想之基础上，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1020年—1077年）之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

理是本，气是具。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至明代，儒学的发展可谓是登峰造极，其时代的代表性和前瞻性，在陆王二人之学说里有了很大的体现。

陆九渊，将儒家思孟学派之学说与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程颢天即理之观点，提出了心即理之命题，乃儒家心学之开山。

王阳明，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之影响，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

儒学思想，不仅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基础，它更影响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思想走向，它是中国人思想之魂。

孔子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

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十分具体。

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

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

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

因此，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更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

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董仲舒所说的“孔子之术”，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他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是儒学的宗教化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着前者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大家学派。

这使得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

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

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儒学中的许多思维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

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

我们重新诠释儒家思想体系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世界邀功，我们只是为我们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正名。

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贵中贱西。

《易传》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建设太和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文化。

当今世界秩序正在重建，而最终较量的还是文化。

我们要革故鼎新，适时之变，兼容并蓄，努力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

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把原本属于世界的孔子归还全世界，让我们的世界从此盛开大国气象！参考文献：[一]《中国儒学发展史》任鹏兰州大学出版社[二]《政治儒学》蒋庆三联书店出版社[三]《原儒》熊十力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