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学家郑樵传

宋朝史学家郑樵传
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

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

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 岁。

他护父丧回莆田。

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

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

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

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

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

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

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

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

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

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

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

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

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
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

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

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

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

①《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①《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郑樵结识当时的抗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

”
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

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

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

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

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

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

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

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

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

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

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

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 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

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 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

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
《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

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

《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

一是会通思想。

《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

”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

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

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

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

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

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

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

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

这些都是错误的。

①《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

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

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

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

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
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

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

《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

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

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

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

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

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