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楚辞研究

2003年3月　

第20卷第1期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

Journal of Further Educati on of Shaanxi N o r m al U niversity

　M ar.2003

V o l.20N o.1

我与楚辞研究

潘啸龙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芜湖241000)

编者按:潘啸龙教授是著名的楚辞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男,汉族,1945年11月生,上海龙华人。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该校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并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职。潘啸龙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勤奋耕耘,成绩斐然,尤以屈原和楚辞研究最为突出,享誉学界,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九歌六论》、《天问的渊源及艺术》、《离骚的抒情结构与意象表现》、《屈原评论的历史审视》等6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多篇被全文翻译介绍到国外),已出版的专著有《屈原与楚文化》、《楚汉文学综论》、《楚辞注评》、《屈原与楚辞研究》等7部,参编《楚辞评论资料选》、《中华艺术文化辞典》等著作多部,获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及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多次,并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本刊特刊发潘啸龙教授这篇谈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以飨读者。此文曾收黄中模、王雍刚主编的《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本刊采用时征得作者同意并经作者修改和删略。

我出生于上海龙华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过早辞世,只留下孤苦的母亲带我们姐弟四人,徙倚在建国前夕的清贫和劳瘁之中。沭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我才有机会踏进小学的大门。母亲慈蔼坚毅,激励着我刻苦学习。在著名的“上海中学”,循循善诱的语文教师,改变了我对数理化的爱好。当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时,我憧憬的已是当一名“作家”了。“文革”的兴起惊碎了我的作家梦,和许多纯真的青年学生一样,旦暮之间,成了“誓死捍卫”的红卫兵。毕业前夕母亲病故,我带着哀伤告别了上海的哥姐,孤身去到安徽六安。在军垦农场学生连队,耕种、收获着双季稻,也收获着初味人生的艰辛和迷惘。1972年又从农场分到春秋吴公子季札的封邑(州来,即今安徽凤台县一带),伴着寂寞淮水上的月升日落,和农家子弟对知识的渴望,度过了近3年乡村中学的教师生涯。1975年被调到县教育局,干起了很不适合我不羁之性的文牍工作。命运的改变是“文革”的结束和研究生制度的恢复,1979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专业平均分第一的成绩,跨学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先秦两汉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我的,恰正是年届80高龄的著名古文字学家、楚辞学者卫仲王番教授。卫老早年曾在合肥李国松家任教,后又得马通伯(其昶)所著《屈

赋微》单行本研读。受其启发,“方知作学科的研究,从此忝登讲坛,教课著文,皆与楚辞似结不解之缘。”也许是性格、遭际的原因,我在卫老门下,也很快爱上了“发愤以抒情”的诗人屈原,以及“少负不羁之才”、“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正如卫老在我《屈原与楚文化》序言中所说,我与他老人家“若有宿缘似的,声气相求,对屈子赋产生特殊的爱好”。我在研究生期间所发表的楚辞学论文,如《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年代》、《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线索》、《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离骚作于顷襄王八、九年考》等,几乎都经过卫老的亲自审阅和批改。卫老已于1990年末逝世,但他的耳提面命,连同他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持放大镜、一手颤颤握笔,在台灯下审阅修改我论文的身影,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上。

作为一位非中文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我在楚辞研究中遇到的困难极大。我原先不懂古文字学,更未通读过“诗三百篇”或《楚辞》,由于经济拮据,研究生期间很少有钱买书。我的“学问”实际上是在借书,抄书和阅读思考中获得的。我曾综合抄录过《毛诗》、《诗集传》、《诗毛氏传疏》、《毛诗传笺通释》、《诗经通论》以及闻一多、余冠英诸家的《诗经》著述;抄录过王先谦《庄子集解》、朱熹

《孟子集注》;抄录过郭注《尔雅》、刘文淇父子的《左传旧注疏证》,以及陈延杰《诗品注》、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日卒语》、刘熙载《艺概》等数十部著作。至于楚辞研究著述,也大多是在上海图书馆、杭州文澜阁借阅时抄、摘的。使我难忘的是,上海图书馆的楚辞著作孤本、善本多不出借,而杭州文澜阁却热情相助,无偿地让我借阅了黄文焕《楚辞听直》、汪瑗《楚辞集解》、张京元《删注楚辞》、屈复《楚辞新注》、陈本礼《屈辞精义》等十多部世所难觅的刻本。我在杭州十多天,每天就买几个大饼、带上冷开水,坐在文澜阁阅览室读书、抄书,沉浸在古贤精湛的注疏和阐释中,而不知日晷之移。只是为了防止湿气侵蚀,雨天是不借阅这类善本的,所以我游览西湖、灵隐寺、岳坟、黄龙洞,几乎都在烟雨迷蒙之中。我对楚辞研究著述的抄录,还扩大到了对“五四”以来现代研究者专著、论文的范围。在报刊阅览室查阅有关屈原、楚辞研究的论文目录,然后一本一本翻阅期刊,摘下有关论文的主要见解及论据。到1982年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楚辞学论文。在此基础上,我编成了供自己研究参考的《关于屈原研究主要争议问题资料辑编》(约30万字)。这花费了我的大量精力,但我正是靠这样艰苦的笨办法,打下了进入楚辞研究领域的基础,激发了在有关课题研究上向前贤“挑战”并力争“超越”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我认为对学界前辈的态度,既应该充分尊重和高度评价他们的成果,又要敢于向研究中的失误或不足挑战,并作出尊重事实的新结论。我对屈原生平和楚辞历史地理的研究,大抵正带有这种纠误或“挑战”的特点。例如关于屈原在怀王时期的放逐年代及原因,刘向、洪兴祖等以为在怀王十六年后;林云铭、游国恩、马茂元等大多数前辈,又断定在怀王二十四、五年间。我仔细考察他们提供的论据,发现这些前辈的结论都只凭秦楚关系的变化作主观的推测,并无坚实的依据。于是结合《屈原列传》提供的屈原反对怀王武关之会,而与子兰等辈发生冲突的史实,提出了“屈原因强谏武关之会,而于怀王三十年初放汉北”的新说。并指明这一初放,与顷襄王四年屈原遭谗“再迁”江南紧相连接,中间并无召回复用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屈原在怀襄时期只有“一次放逐”的错觉。这一新说目前尚未被楚辞学者普遍接受,但有

部分学者以为较合情理,且能较好解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创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又如关于屈原的沉江问题,自郭沫若、游国恩等取王夫之《哀郢》“哀郢都之弃捐”之说,而将屈原沉江定于“白起破郢”的当年(郭)或次年(游),并论定屈原之死乃是“殉国难”。此一新说自抗战至建国以后四十多年间,虽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却因提出者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而被广为传播,几乎成了定论。我则发现:一、将《哀郢》与“白起破郢”联系起来,王夫之非为第一人,较早的当推明人汪瑗(《楚辞集解》);二、《哀郢》的内容与“白起破郢”不符,乃是回忆再放江南的离郢背景和途中愁思,抒写放逐江南“九年不复”的哀愤之情,并大胆推测《哀郢》开头数句说的是怀王客死归丧、引起楚国上下巨大震动的情景,屈原再迁江南正在此后(顷襄王四年仲春);三、屈原沉江非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这可从史籍记载、民间传说、屈原沉江前夕诗作的“自白”,以及汉人对屈原之死的记述和评价得到反证,屈原当死于项襄王十六七年。我因此在1981年至1994年间连续发表《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楚郢未陷,何论“殉国”》等系列论文,集中向郭沫若、游国恩及其信从者的成说展开辩驳,在澄清《哀郢》创作背景、揭示屈原沉江真相方面,继其他对郭、游之说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之后,作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析,受到了学界的好评。近几年,我又对谭介甫、姜亮夫将《哀郢》与“庄口止乔暴郢”联系起来的见解作了新的思考,发现他们将庄口止乔视为率领国人“起义”而造成郢都震动、屈原出亡的解说,根本误会了“庄口止乔暴郢”的含义。庄口止乔本为怀王信用的将领,联系《吕氏春秋・介立篇》及贾谊《新书・春秋》荀子《议兵篇》所记史实,我以为“庄口止乔暴郢”,乃是指怀王起用庄口止乔,征役郢中“国人”出战,“且掘国人之墓”,暴虐于郢中,而造成庄口止乔所率士卒与所征役的“国人”之间“相暴相杀”,以致“垂沙之役”溃败、唐昧身死的事件。这就是“庄口止乔暴郢”、“唐昧死,庄口止乔起,楚分而为三、四”的真相,与屈原写作《哀郢》的背景亦毫无关系。此新说也可以视为是对近些年逐渐流行的谭、姜成说的“挑战”,我的研究生许富宏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此加以论